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不同的人性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考政治问题的不同起点。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创新的重要特征是其不确定性，由于不能确定创新来自何处，一个允许和鼓励多样性的社会要比另外一个禁止或遏制多样性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创新。

自由主义主张的平等更多的事指形式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

国家内乱在缺少可信承诺机制的条件下，保存武力甚至强化武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有三个基本属性：人是自利的；人是理性的；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波普尔把可证伪性视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特征。

让.博丹认为，主权是超越其它权力之上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的论述），就可以知道阶级斗争并非19世纪的全新产物，也不会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历史终结”而归于消逝。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是历史上长期保持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国家形态。尽管分分合合，但统一的官僚制、中央控制的军队以及全国化的税收系统在中国都已存在很长的时间。统一国家的观念更是由来已久，这块土地上多数地方的绝大部分人口对国家存在着基本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人经过统计认为，在美国宣布独立的1776年，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全球只有21个国家；在俄国革命爆发的1917年，世界上只有53个国家；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世界上也只有68个国家；到2002年为止，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191个。由此可见，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二战以后形成的。

国家的起源与人性的基本渴望有关。人性中有两种基本渴望：一种是对安全的渴望，一种是对自主的渴望。人既希望拥有安全，又希望实现自主。但是，如果二者无法兼得时，人可能首先会放弃自主，选择安全。换句话说，当人面对高度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当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是基于政治冲突的视角，即从对冲突的考察、对秩序的需要来理解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必要性，与人类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有关，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人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状态。而安全和秩序的缺失，是人类最无法忍受的事情。尽管一个社会也许存在压迫，但与之相比，人类更不能忍受的是无秩序的状态。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没有国家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对他人使用暴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状态是没有安全保障可言的。那么，如何遏制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可能的暴力呢?这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暴力，需要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控制更大暴力的机构，这样才能遏制其他个别的暴力。

所以，安全与暴力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事物，本质上有着相通的逻辑。众人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里，是因为一个拥有巨大暴力的机构的存在，这种巨大暴力的存在使得普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潜在的暴力被遏制了。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有权力对其他人使用或首先使用暴力。所以，安全与暴力貌似完全对立，却是相伴而生。

到1500年，欧洲政治实体的数量减少到500个左右。到1780年，即法国大革命之前，数量减少到100个。到2000年，欧洲变成了27个国家。

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是封建主义时代。什么是封建主义?封建制是领主与封臣之间基于土地的恩赐而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安排。领主恩赐给封臣的土地一般称为采邑。领主把采邑分封给封臣-—又称附庸，由此形成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依附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领主不仅要为附庸提供土地，而且还有对附庸提供保护的义务。附庸需要向领主表示效忠，同时需要提供必要的援助——这种援助包括经济与财务的支持，但更主要是在战争期间提供军事援助。所以，领主与附庸之间既是一种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一定的契约关系。封建制度是一种融合了保护与效忠关系、人身依附与契约精神的复杂混合体。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领主享有某些特定的权利，同时需要承担某些特定的义务；附庸也是如此。封建主义对现代政体的一个特殊贡献是，近现代立宪政体是从封建制度中直接演化出来的。应该承认，英国立宪政体就有着较为明确的封建主义起源。如果不是封建主义以及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政治结构，就难以理解英国立宪政体的起源。英国立宪政体起源的标志性事件是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而这一事件的背景就是英国的封建主义结构。1215年，英格兰贵族联盟打败了国王约翰，然后胁迫他签下了《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英国贵族享有的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亦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了法律和司法，限制国王及王室的行为。最初的《大宪章》有63条，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39条：“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根据该条文，如果国王要审判一个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是他个人的好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实际上，正是在封建主义结构下的政治冲突，为建立约束手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创造了条件。

贵族的城堡本身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军事设施。在冷兵器时代，重装骑士作为主要的进攻手段，坚固的城堡作为主要的防守手段，两者结合了起来，决定封建主义时代的军事模式。总的来说，这种模式下，防守一方更为有利一些，重装骑士通常较难攻破坚固的城堡。因此，城堡某种程度上成了欧洲封建制度和领主权力的政治象征。

古典自由主义欣赏的是“守夜人”国家，即自由放任国家。这种类型下的理想国家主要扮演警察与法官的角色。他们相信：“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比如，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以来，欧洲逐渐兴起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关键词是社会福利。这种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要给社会提供基本保护，还要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今天，欧洲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具有福利国家的色彩。再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一般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又称政治全能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国家的关键词是政治控制，即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渗透到经济、社会、甚至家庭各个领域，试图对个人和社会实现无所不包的政治控制。又比如，随着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国际学术界又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这类国家的关键特征是发展导向。发展型国家通过适当规划和政府干预，在落后社会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繁荣。最后，非洲等一些落后地区的国家则容易沦为掠夺型国家，这类国家以某种程度的“盗匪统治”为特征。在这类情形下，统治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肆无忌惮地掠夺。这样，经济和社会发展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关于国家的理论思考由来已久，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倾向于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视角。正因为如此，关于国家本身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1985年，彼得·埃文斯等学者主编的《找回国家》(Br ng the State Back in) 一书的出版， 通常被视为政治学研究中国家主义理论复兴的标志性事件。这部著作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应该被摒弃，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是值得倡导的。

国家主义理论常用的三个概念分别是国家自主性、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国家有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

为什么存在国家自主性呢?有学者认为，这种理论视角最有效的解释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国家总是处在一个国家构成的全球体系中，处在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临界点上。这样，国家只能根据国家竞争和地缘政治需要来采取政治行动。因此，国家不一定会受国内社会力量的直接约束，而是从适应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出发自主地行动。这被视为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来源。国家自主性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可以不受社会力量、阶级力量、甚至是官僚集团力量的左右，它有自己的特定意愿和诉求。所以，国家自主性也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进行自我决策的程度。总的来看，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宗教及语言的多样性程度较高时，要建立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难度就更大。

政治制度的建设、官僚系统的建设、军队的组建与集中控制以及税收系统的建设，都是国家构建的重要方面。对很多非洲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欧洲殖民者离开非洲时留下了一整套国家机构与制度，但这套系统并不完善。在一些国家，欧洲殖民者还把部分政府机构撤走了。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就需要从头建设这样一套国家机构与制度，但这方面的挑战很大。在当时的非洲，有的国家只有数十名大学生，不少国家城市化率不到10%，工业化程度非常低，绝大多数人口都不识字。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整套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就非常困难。要知道，现代官僚制很大程度上是以书写系统为基础，公共治理是依靠一整套公文和书写系统来维持的。对落后国家来说，国家构建的首要困难来自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对于经济落后、教育尚未普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来说，经济与社会发展构成其国家构建的基础条件，其次才谈得上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官僚制、军队系统和税收体系的完善，以及政府能力和效能的建设。实际上，这些国家面临着国家构建与社会发展的悖论。这个悖论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社会经济很难发展起来；但同时，如果没有起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国家。这就使得不少国家陷入“国家构建一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

迈克尔·曼把国家能力区分为两种类型：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

专制性权力是国家精英对于市民社会的分配权力。这种权力源自国家精英无须与市民社会集团进行常规性协商就能采取的行动。

这意味着专制性权力来源于强制力。专制性权力强，意味着国家可以不必与市民社会协商，不必经过与社会讨价还价，即可自行决策及将决定强加于社会的权力。有些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强，就是指政治权力可以自行其是的随意性比较大。

基础性权力依赖于稳定的制度化路径，而专制性权力依赖的是随意的强制力。比较而言，前者有更高的合法性，后者的合法性更低。关于20世纪以来的全球政体类型，目前比较公认的区分是三种：民主政体、威权政体和极权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以平民为基础的多数人的统治试图要迫害富人或试图征收富人的财产，就会蜕变为暴民政体。所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共和政体意指，统治尽管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但这种统治兼顾了多数人和少数人、穷人阶级和富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就蜕变为平民政体或暴民政体。

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民主的程序性定义，逐渐成为政治学界的常用定义。他说：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要成为重要的政务官—无论他想成为总统、总理或首相、议员、州长或市长，他通常都要争取别人的选票。民主国家大部分最重要的政治职位都是通过争取选票的方式来获得的。按照熊彼特的这一定义，民主等同于公民广泛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有两个要素：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

一种制度要成为严格民主制度要具备八个特征：

1.建立和加入组织的自由。

2.表达自由。

3.投票权。

4.取得公共职务的资格。

5.政治领导人为争取支持而竞争的权利。

6.可选择的信息来源。

7.自由公正的选举。

8.根据选票和其他的民意表达制定政府政策的制度。

民主政体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参与。民主意味着多数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基于对欧洲历史的考察，最初是财产较多的男子拥有投票权，后来是财产资格标准的降低与取消，再后来又逐步扩展到成年女子。拿英国来说，19世纪之前，仅有少数富有的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后来经过19世纪的几次选举改革，男性公民参加投票的财产资格逐步降低。而成年男女公民获得同等的普选权一直要到1928年才实现。在智利等不少国家，投票权普及过程中最初还伴随着教育资格和识字要求，后来这些限制条件也逐步取消了。

第二个特征是政治竞争。按照程序性定义，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政治竞争的含义。不同候选人可以就公共职位展开公开角逐，通过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来获得当选的机会。

第三个特征是问责制或责任制。什么是问责制呢?就是指当一个公职人员做事情的时候，是对某个政治共同体或特定地域内的选民负有责任的。简地说，他要对别人有个交代，他要承担自己政治行为的后果，干得不好时通常必须走人。这就是问责制的特点。

第四个特征是回应或响应机制。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对于公众的利益诉求有一种正式的回应或响应机制。例如，最近出现了重大的公共问题，如果很多人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呼吁，或以集会、示威游行方式呼吁的话，政治家和政府不会置之不理，他们通常都会做出回应。既然民主意味着政治家要根据大众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来进行统治，民主政体就是一种正式的回应或响应机制。

第六个特征是多数决定的规则。这就是平时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做公共决策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通常需要根据人数较多一方的意见来做决定。这里是指一个公共决策应该赢得超过50%的支持率，这是绝对多数。还有所谓相对多数的概念，即所有方案中赢得最多支持率的那个方案胜出，而无论这一支持率是多少。

第七个特征是对少数权利的保护。与多数决定规则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数决定规则并不意味着多数可以侵犯少数的权利。密尔在《论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都讨论过“多数暴政”问题。民主在尊重多数规则的同时，还要保护少数的权利。换句话说，多数统治并不意味着多数可以就任何事情做出任何决策。多数决定规则是有其明确的边界和范围的。现在一般把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称为自由民主政体，其基本特征是对少数权利的保护与尊重。

第八个特征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既然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就必然需要政治表达和政治沟通，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就是基本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个社会中才能听到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才存在实质性的政治竞争。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也变得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