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挽歌之二:献给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
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保管员。麦收时节，他要和两个队长、一个会计轮流看场。可晚上他又得和姐姐、母亲去拾麦茬，于是十一、二岁的我便顶替他去看场。
那时没有电灯，偌大的麦场里黑魖魖的一片。南头的两个麦穰垛更象两个墩壮的黑汉。西边是一排畜棚，养着十几头牛，几头骡子和驴。饲养员也在他的小屋里值班。
倘若是月亮天，麦场上那些麦杆白天晒焦压碎后在月光下会泛着一层白光，那几个麦垛更让人感到温暖和充实。
我独自呆在这间小屋里，心里一点也没害怕。其实这应该算是队部办公室了，队里开会和记工分都在这里。屋里亮着一盏汽灯，吱吱地响着，很亮。一张木桌子上有一瓶墨水和一只蘸水笔。尽管笔尖劈得写起字来能划破纸，但我还是为能用上一只“水笔”写字而高兴。这可真是个既光荣又轻松的美差!看护全队几十个家庭的财产，又不耽误写作业。我这时不希望有人出现，只要没人，我的任务就能不受威胁地完成。
我边写作业边听着屋外大路上不时走过的人，推着草回村的独轮木头车子的嘎吱声。心里无比地幸福和安逸。
可惜父亲看场的日子很快就轮过去了。再到拾草的日子我就得呆在家里看家了。不知道弟弟们去了哪里？奶奶在看着他们？反正只剩我一个人在家了。
那是怎样“恐怖”的日子啊！我把头凑在墙上的灯窝处，一盏小煤油灯发着昏暗的光，凹凸不平的墙面，斑斑驳驳的影子，怎么看都象一个个狰狞的魔鬼嘴脸。闭了眼睛不敢四处看，那个念着魔咒往门上吐一口血做记号的鬼似乎来了。窗棂上仿佛映出了黑蝙蝠那五根长长的利爪。画皮里的妖怪也好象随时就会现身。我紧张得几乎要喊出声来，艰难地熬着，盼着大门响大人们回来。就是这样害怕，我也没向大人们说，唉！因为说了也白搭，况且自己那时那么懦弱和木呐！
后来，我终于可以跟大人们一起上坡（下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打灯笼的轻快活儿，我却觉得那实在不轻松。
我一只手提了灯笼，要高高地举过头顶，另一只手还要扯着从肩上搭过来的绳子。这绳子是拉车子用的，因为车上装了高高的一车草，我几乎看不见父亲的身子，而父亲也看不见前边的路，只得缘着我的牵引，摸索着走。深更半夜的，我早已盹了，腿脚在动，脑子却早已睡过去。迷迷糊糊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有几次，朦胧中觉得背上的绳子松了，车轱辘几乎要轧到脚后跟上，才猛然惊醒，那困倦的滋味可真难受。
深秋，庄稼早已陆续收完。播下去的小麦已发芽，棉田里偶尔还挂着几个迟迟不开的棉桃子。虽然中午在棉田里可能要烤得出汗，但早晨却有了一点冬天的寒意，那时我们没有毛衣什么的这些秋装的，所以要披了棉衣才能出去。地瓜已捡出好的入了窖，其余的用擦子（专门切瓜干的一种工具）切成了瓜干，要推出去摆开，晒干。
摆地瓜干多数是孩子的事。我披着棉衣，哆哆嗦嗦（不知道为什么那时那么冷？）跟着去摆地瓜干。要是地方宽敞，洒得稀些，也不是件费事的活。可要是地方窄巴，瓜干洒得厚，也怪愁人。要赶上几个晴天，瓜干一趸火干了，还好说；要是碰上下雨天，就麻烦了。要拢一块等天好了再重摆一次不说，遇上连阴天，瓜干可能要烂成“眼镜”!
瓜干收回来，有时就存放在我们姊妹几个睡的土炕上，外层砌墙似的把地瓜干一层层摞上去，边摞边往里倒，能垒一米多高。晚上睡着睡着，有时会听到老鼠的响动，于是姐姐就打开手电筒捉耗子。多数是只很小的“鸡毛耗”，在摞起的地瓜干縫里，瞪着一双贼溜溜的乌黑小眼睛，大姐竟敢戴了手套用手拿，一次还被这些小耗子反过头来咬了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