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进步的结晶
1.《敬之》原本表现的就是大臣和君主的“对唱”，而将这对唱联系起来的则是新王登基的隆重典礼。这是先辈学者傅斯年先生发现的。傅斯年先生根据《尚书·顾命》篇西周新王登基有大臣对新王陈戒、新王作答词的记录，证明《敬之》是一首新王登基典礼时君臣对答的诗篇。
2.《卷耳》是一首“各说各的”，互表心思的“两首歌”。新近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孔子诗论》中“卷耳不知人”的说法颇可为证。“不知人”不是“不知道他人”，而是“不相知”的意思。“知”在这里做“接”，也就是交集、交流的意思。《孔子诗论》这话说的是：《卷耳》是久别的夫妻二人“各在天一隅”的歌唱，只是互相思念，并非面对面的情感交流。
3.作为礼乐的《诗经》，是体贴着情感来的。而且这种情感很现实、很“人世”，这正是文明进步的精神结果。
4.王国维《说商颂（上下篇）》提出的商颂“盖作于宗周中叶”以及西周中期的说法是中肯的，可以信从的。
5.《斯干》这首较早的诗篇中，就已被道破了！既要结实厚重，又要飞起来，这正是中国古典建筑区别于其他民族建筑的特点。
6. 《小雅·斯干》所呈现的周人充满审美情趣和生活气息的精神状态。鬼魅缠身的精神状态，是不会这样睁开审美之眼欣赏建筑远近优美环境的，不会这样描绘建筑本身的姿态，不会这样表达对生活的祝福。
7.诗篇还属于典礼的歌唱，所依附的礼仪。典礼所用的优美的诗篇，是心灵从巫觋状态解放后所达到的自由，显示的是西周礼乐文明所达的高度。周人是用美丽的诗篇祝福建筑，与殷商人建筑宫殿用数百的人命做牺牲差距巨大。
8.考古发现表明，从大约距今七八千年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地域，就分布着大量农耕文化人群。举其大端，在黄河流域，其上游有甘青彩陶文化；中游地区有仰韶文化，其发源时间最早；下游山东泰沂山地一带，则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前后相继。在长江流域，其上游有大溪文化人群，中游的江汉平原有屈家岭文化，下游则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在辽河流域平原山地，也有红山文化。众多文化区域，其间有些也会有相互的交流影响，但基本上为多元发生，齐头并进。可是向后发展，历史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即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又演变成“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文化区域并立的状态。
9.“一统”的进程会因此而越发艰难，实际到殷商后期，这重重艰难已经表现在殷商贵族的精神状态中，那就是上面所说“鬼魅缠身”的表现，其实也是历史发展遭遇瓶颈时的精神表现。
10.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的缔造，必须在文化上，在生活的趣味上，在人生追求的最高精神的方向上，形成统一的价值系统，从而塑造一个文化人群共同的心理结构、情感样态。文化统一的具体表现就是精神凝聚。
11. 要了解礼乐的精神，可以研读记载当时各种礼仪的文献，如《仪礼》《礼记》等，还可以辅之以金文材料，然而这样的研求，只会得到礼乐的外部表现，难免会落得“礼云礼云”之讥。另一条可达礼乐精神内涵的则是研读《诗经》中的篇章。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诗经》的许多篇章都是礼乐仪式上“歌以发德”的歌声，就是西周一些重要典礼的意义，是用歌声来宣示的，这也就是“歌以发德”的意思。
12.读《诗经》，可以了解我国先民经由农耕实践在人与自然方面建立的稳定的观念认同；读《诗经》，可以了解在最初的文明人群缔造时，胜利者、强者对失败者及众多弱小者的包容；读《诗经》，可以了解家庭在人群联合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读《诗经》，可以了解先民在处理自己与周边人群战争冲突时所取的意态；读《诗经》，可以了解先民在平复“家”与“国”出现龃龉时所采用的方式；读《诗经》，可以了解先民在协调社会上下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智思。以上六个方面，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基干。此外，《诗经》还记录了那个创立了文化传统的时代在结束时的混乱与痛苦，以及由此导致对社会公正光明的诉求与呼告。同时，《诗经》提出的许多属于生活理想的东西，往往发乎贵族上层。那些普通的基层民众，他们在王朝制度倾斜解体时所产生的情感，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诗经》的风诗篇章中，获得深刻的感受。读《诗经》，可以领略其文学之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可以从根源上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
13.读《诗经》，只有理解《诗经》的文化内涵，才可以顺畅地理解它的文学内涵。读《诗经》要有一个时间观念，还要有地域意识。
二、大武乐章
14.当周人举重若轻地在“天下中心”建起一座簇新的都城时，他们同时还用“大武乐章”的演出为新朝做了精神上的开国。
15.《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载：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章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16.《礼记·乐记》中关于“大武乐章”的记载，内容是孔子回答一个叫宾牟贾的人提问。谈话中关于“乐章”说了不少细节: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
17.“大武乐章”的结构和意味，尤为重要：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这段文字，首先说明了一点：“大武乐章”是象征成功的。其二，还涉及四个人及与之相配合的三个舞乐形象的。其三，交代了很重要的一点：“大武乐章”一共“六成”，就是说它是由六个段落节目组成的。
18.《礼记》中曾记录孔子关于诗在礼乐中作用的一句话，叫作“歌以发德”。意思是：歌唱可以明确宣示礼乐的含义。
19. 朱熹作《诗集传》，才把《周颂》的《武》《赉》《桓》与《左传》有关楚庄王的说法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他这样做，实在有开创之功。还有一点也很可贵，朱熹在解释《桓》时说：“篇内已有武王之谥，则其谓武时作者亦误矣。”意思是，诗篇中出现了“武王”这个谥号，那么诗篇肯定不能作于武王在世时。
20.庄王说周武王所作之“武”只有《武》《赉》《桓》三首诗，那么，就应该相信，原本“大武乐章”的歌唱，也就只有楚庄王说的三首，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