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死亡”可能确实存在。对疾病的恐惧和担忧可能会让很多人（数量超乎想象）患上心脏病。然而我们需要谨记，非极端情况下的反安慰剂效应仍然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健康和幸福。例如，在服用抗抑郁药时所经历的头痛实在令我备受煎熬。虽然头痛并不致命，但是我如果没有发现其背后的心理原因，很可能会放弃目前看来非常有效的治疗。[插图]考虑到随处可见的反安慰剂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适，若能抵消反安慰剂效应的不良影响，那将是医学上的一个惊人进步。问题是：如何抵消呢？
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困境。医生要遵守一条重要规诫——“首要准则，不要造成伤害”，同时有义务考虑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他们怎样才能既如实地向患者解释其所面临的风险，又不会诱发反安慰剂效应呢？令人高兴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科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试图解决这些内在矛盾。
方案之一是“个性化知情同意”，即执业医生允许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听医生解释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或者自己决定是否希望医生隐瞒这类信息。该方案让患者能够掌控自己的治疗，而且比起让医生主动向患者解释医疗风险而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更加合乎道德。[插图]
每个患者都有不同的偏好。有些患者可能认为，与其了解病情真相，不如被蒙在鼓里。这能让他们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态度。我们已经知晓，积极的态度是决定疗效的关键。不过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把病情想得太过糟糕，所以还是被告知实情为好。这样，我对治疗效果的期望至少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幸运的是，对于像我这样更愿意了解实情的患者，医生可以采用所谓的重新评价机制，以改变信息的呈现方式，尽量减少反安慰剂效应对患者的影响。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措辞不同，人们对同一数据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对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的高管来说，广告文案的构思是一种精雕细琢的文字游戏。这就是为什么食品会被贴上“95%脱脂”的标签，而不是“含脂5%”，尽管两种表达的意思相同。同样，注重语言表达技巧可以减少反安慰剂效应。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做过一项研究。在研究中，学生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苯二氮平类药物（抗焦虑药物）的试验。事实上，他们服用的是一种对身体没有直接化学作用的安慰剂。按照标准程序，学生们被告知药物的疗效，如放松肌肉、降低心率等；同时，他们得知了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如头痛、恶心、头晕和嗜睡等。
对于其中一部分受试者，研究人员在陈述信息时采用了负面措辞，把信息的重点放在感到不适的人数。例如：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嗜睡。每100人中，约有27人会有此症状。
对于其他受试者，研究人员则使用了正面措辞，重点强调了未出现副作用的人数。例如：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嗜睡。但是，每100人中，约有73人无此症状。
事实上，上述两句话是对同一统计结果的不同表述。但是，报告结果显示使用正面措辞的一组在服药后出现的短期副作用更少。[插图]因此，无论何时，当以患者的身份查看相关医疗信息时，应该想一想是否能以更积极的方式重新评价相关信息。“做好最坏的打算”于我们并无益处，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此外，我们可以尝试重新评估病症的严重程度，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应该牢记反安慰剂效应会加重药物的副作用。当然，没有必要假装自己什么病都没有。然而从长远来看，医生可以通过改变患者对症状的表述方式以及表述背后的含义，达到减轻症状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对患者的康复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身心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这方面的特别实验。实验中，研究人员协助治疗了一组对花生严重过敏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些受试者参与了“口服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为期6个月的试验里，研究人员会逐渐增加受试者口服花生蛋白的剂量。如果实验进展顺利，受试者对过敏原的敏感性也会逐渐降低，直到最后即便吃掉一整颗花生也不会出现过敏反应。然而，这种疗法有时会导致荨麻疹、口腔发痒、鼻塞和胃痛等不良反应。这些副作用除了会立即引起不适，还会让患者感觉是全面过敏反应的开始，导致患者的焦虑大大增加，放弃治疗的比例由此提高。事实上，上述副作用通常比较小，可被视为免疫系统对刺激做出的反应，不会引发危险的过度反应。这是脱敏过程的一个必要步骤。
研究人员想知道：如果受试者了解上述事实是否有助于改变他们对副作用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否可以进而改变他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体验？为了探寻答案，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相关方案。受试者通过翻阅小册子，并与受过培训的专家长时间交流，改变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心态。在治疗的各个环节中，研究人员将治疗中出现的副作用与运动员训练后产生的肌肉酸痛进行了比较。这类不适实质上是内在机能与力量增强的标志。随着治疗的进行，受试者接受了一些提高认识的相关训练。例如，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或者提醒自己注意那些有助于解读症状的新资讯。
对照组的受试者也进行了类似的交流，然而交流的重点不同。对照组的受试者被告知如何通过饭后服用蛋白补充剂、喝水或服用抗组胺药等方法来控制治疗中的副作用。虽然对照组的交流也包含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专家有意将副作用描述为受试者在治疗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痛苦，而非治疗正在起作用的积极信号。为了安全起见，两组受试者都学习了如何识别危及生命的症状。而且，受试者随时可以和专家讨论自己的担忧。（如果你也有过敏症，请不要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自行使用免疫疗法。）
积极的措辞明显减少了受试者对治疗的担忧，其焦虑状况由此发生了显著变化。接下来，受试者逐步接触越来越多的过敏原，直至接触真正的花生。整个过程中，积极的心态帮助减少了实际出现的过敏反应。重要的是，改变交流时使用的措辞不但让受试者的主观体验得到改善，而且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治疗成功的概率也有所提高。
受试者会在治疗开始前和结束后各验一次血，研究者则会对血液进行IgG4抗体检测。IgG4是人体摄入花生蛋白后产生的抗体，如果含量适中，理应可以抑制触发全面过敏反应的免疫反应。[插图]在治疗开始前，两组血液中的IgG4抗体含量均非常少。然而治疗结束后，接受积极心理干预的儿童和青少年血液中的IgG4抗体含量已经远高于对照组。因此，他们在整个疗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也大幅减少。
和其他的期望效应一样，心态改变所带来的生理变化可以用目前的生理机制来解释。例如，慢性焦虑会引发轻微炎症反应，从而破坏免疫系统的适应能力。而接收积极信息的受试者可以免受上述生理机制的负面影响，逐渐提高身体对花生蛋白的耐受性。[插图]
花生过敏研究是证明身心联系的一个有力证据。此外，该研究还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所谓的重新评价机制，即在负面事件中寻找积极的解释。无论在何时受伤或生病，我们都可以自行运用这一机制。
读后感
读完这段关于“反安慰剂效应”的论述，我深受震撼。原来，我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负面预期，本身就可能成为加重病情的“隐形杀手”。而破解之道，竟在于我们如何看待问题——同样的统计数据，用“73%的人无此症状”替代“27%的人会头痛”，就能显著改善体验；同样的治疗副作用，将其理解为“身体在适应、在变强”而非“我在受苦”，竟能真正提升生理指标。
这让我意识到，我们无法选择是否遭遇病痛，却可以选择解读病痛的方式。积极的心态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可以主动运用的认知策略——在不可避免的负面事件中，寻找积极的解释，重新评价症状的意义。这不仅是对心灵的安慰，更是对身体的真实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