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如何破除“诅咒”
在美国心理学会词典中，有一个神秘且令人费解的词条——“骨指综合征”。该词条与澳大利亚中部红砂山区（red sand hils）附近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有关。据20世纪中叶走访过原住民的人类学家介绍，当地巫师在举行仪式时会用一根人骨或袋鼠骨指向犯错的人，念念有词地诅咒并惩罚所指之人。被诅咒者几乎会在瞬间变得萎靡不振。在这之后，诅咒效果逐渐显现，被诅咒者变得越来越虚弱，最后身体机能在数日内彻底衰竭。按照其中一个巫师的说法，这是“思想之矛”发挥效应，由内而外杀死了被诅咒者。[插图]
类似的“巫毒死亡”事件报道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插图]和本书序言所提到的美国赫蒙族移民所患的“意外夜间猝死综合征”相似，报道此类现象的人通常认为那些身处“科学”社会的人应该不会受到期望效应的负面影响。（美国心理学会至今仍将该症状列为一种“文化关联综合征”，它仅限于特定族群，不会大面积扩散。）
然而，上述说法却与历史和医学文献的记录不一样。[插图]我们来看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案例。当地一名男子于20世纪70年代被确诊为食道癌。外科医生成功地为他摘除了肿瘤，然而，进一步检查时却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患者的肝脏。医生告知这名男子，如果幸运的话，他应该能活到当年的圣诞节。最后，男子也确实勉强坚持到和家人一起度过圣诞节。刚过完圣诞节，他就去世了。
该男子看起来是因绝症去世的。然而，随后的尸检报告却显示，初诊是误诊。男子的肝部长了一个肿瘤，但是肿瘤不大且可以治疗，还未到致命程度。所以，他的死亡是否由“不祥”的想法所致？该男子的医生克里福顿·米德（Clifton Meador）做出了相同的推断，他将那次误诊描述为一种“魔法”。[插图]而那位可怜的男子对癌症的恐惧就好像诅咒一样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澳大利亚肿瘤学家G·W·米尔顿（G.W. Milton）在治疗皮肤癌患者的过程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写道：“意识到死亡将至对一小部分患者来说就像是一记重击。他们无法接受事实，甚至等不到病情急剧恶化就早早离世。”[插图]米尔顿熟悉澳大利亚当地原住民传统，他声称，这种“自我预期死亡”的病例类似流传于原住民部落的“骨指综合征”。
目前，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些逸事实际上是期望效应中所谓“反安慰剂效应”的极端特例。[插图]正如序言介绍的那样，“安慰”的本义为“我将痊愈”，而“反安慰”的本义是“我将受害”。换言之，当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受到威胁时，反安慰剂效应就会起作用。这种负面期望将通过大脑预测机制的作用改变我们的生理机能。因此，如果我们的大脑认为“自己有某种症状或病症”，那么身体就真的会生病。
死亡是期望效应负面影响最极端的后果，反安慰剂效应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各种痛苦的主因，可以加重过敏、偏头痛、背痛和脑震荡等症状。事实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任何不适时，反安慰剂效应就会加重症状。这种负面期望可能是患者出现严重药物副作用的罪魁祸首，也是许多患者停止用药的主要原因。
幸运的是，有关大脑是预测机器的认识为减少负面影响、破除自我诅咒提供了新的策略与方法。本书所提及的方法，包括第三章所探讨的重新评价机制，都可以有效地缓解各种痛苦与不适。致命的想法
与安慰剂效应类似，负面期望的作用早在现代医药发展初期，反安慰剂效应被命名前就已为人所知。
外科医生约翰·诺兰德·迈肯西（John Noland Mackenzie）是医学领域研究负面期望的先驱之一。他在19世纪80年代供职于巴尔的摩的眼、耳、喉专科慈善医院。当时他受命诊断一名有严重哮喘和花粉症的32岁女性患者。患者和花粉接触后，会流鼻涕、流眼泪、咽喉发痒。严重时，她恨不得用指甲抓破喉咙。最糟糕的时候，她会连打一个小时的喷嚏。由于上述症状严重影响到她的健康，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家卧床休息。她也绝不可能在家里养花。即便是远远看到一片干燥的草坪，也能引发她的过敏。
患者的描述让迈肯西医生对花粉是否为上述症状的诱因产生了怀疑，不过，他没有提及具体原因。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他找了一枝做工精细、几乎能以假乱真的人造玫瑰。在患者到来之前，迈肯西清洗了玫瑰的每一片叶子和花瓣，避免上面沾有任何一点儿可能让患者犯病的花粉颗粒。
患者进来时的健康状况出奇地好。在初步检查以及一阵轻松的聊天后，迈肯西医生不经意地从一块幕布后拿出那枝玫瑰。患者看到玫瑰的一瞬间就出现了过敏反应，而且越来越严重。她的声音变得嘶哑，鼻子不通气并不住地打喷嚏，就好像医生在她面前拿出了一大捧真玫瑰一样。给患者仔细地做了检查之后，迈肯西发现过敏反应肉眼可见，患者的鼻腔和喉咙又红又肿。显然，患者并非装病。针对这个特殊病例，迈肯西医生总结道，“联想”的作用与真实花粉的作用同样显著。
当然，患者随后惊奇地发现那枝玫瑰并非真玫瑰，在接受它并非真花的事实前，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个遍。尽管她最初心存疑虑，这项试验还是帮了这位过敏症患者一个大忙，她再也不用接受任何后续治疗了。在接下来的复诊中，她把鼻子埋进一大束真玫瑰花中，也没有打一个喷嚏。[插图]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巧妙地揭示负面效应的科学研究层出不穷。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临床试验的兴起，有关期望效应负面影响的研究才和安慰剂研究相结合。科学家们发现，受试者对安慰剂所产生的信任不仅能治愈患者的现有病症，还会像真药一样引发新的副作用。
事实上，上一章中提到的战地医生兼麻醉师亨利·比彻曾于1955年发表了一篇有关“强大的安慰剂”的论文，该论文在医学界颇具影响力。在现有的少数实验的基础上，他指出服用安慰剂的患者和服用真药的患者一样会经常出现恶心、头痛、口干、嗜睡和疲倦等症状。在一项抗焦虑药的临床试验中，一些安慰剂组的受试者甚至出现了弥漫性丘疹。直到他们停止服用安慰剂后，丘疹才彻底消失。另外一些受试者则出现了心慌反应。还有1/3的受试者在服用安慰剂10分钟后出现了严重腹泻。[插图]
直到6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安慰剂的负面效应十分普遍，令人担忧。一个由来自牛津、加的夫和伦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医学团队分析了1200多个安慰剂对照组的实验数据，发现约半数服用安慰剂的受试者出现了至少一种药物不良反应。5%的受试者不良反应严重，不得不终止治疗。[插图]这些不良反应的来源缺少关联性，其中一些症状可能是误诊。但是，多数症状似乎是医生及药品公司对药物副作用的强调所致。以上研究可证明负面期望效应确实存在。
读后感
这篇关于“期望双刃剑效应”的节选令人震撼。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思维不仅能治愈，更能致命。从“骨指综合征”到被误诊的癌症患者，负面期望的杀伤力真实存在，甚至能超越生理病痛本身。
反安慰剂效应提醒我们，语言与信念绝非虚无缥缈——它们在大脑的预测机制下，能直接改写身体的生理状态。我们日常的焦虑、对副作用的恐惧，或许都在无形中强化着病症。
但这份“诅咒”也暗含希望：既然负面期望能致病，正向信念同样能疗愈。关键在于意识到这种机制，并主动运用重新评价等策略，打破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这既是对医者的警示，也是对每个人心念力量的深刻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