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多岁的父亲病了，医生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加膨出，那无法忍受的神经痛，使本来在我们眼里永远坚强高大的父亲躺下了，无法下床进行任何活动，所有的一切均需在床上完成。当母亲寸步不离的伺侯了两个月仍不见明显好转的时候，我们决定给他进行手术治疗。

最初，父亲是坚决反对手术的，说什么都不肯同意，他怕术中伤到了神经，后半生再也起不了床，他怕手术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其他风险，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磨难。那些天，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再也不是我们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了，他的无助，他的恐惧，他的脆弱，时常写在脸上，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固执的坚持着。作为一个在医院工作多年的他的女儿，我理解父亲的那种渴望健康、又畏惧手术失败的内心交织的复杂心情。然而，面对父亲的倔强，我却无能为力，那种心疼到无法呼吸的感觉时常啃食着我的内心，使我焦躁不安，难以入眠。那些天，母亲也承受着从未有过的煎熬，逮着机会就开导着父亲。

一周后，突然接到母亲打过来的电话，父亲终于同意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父亲健步行走的模样。

接下来就是跟专科医生结合，选择手术的医院和手术方式。在做决定的那两天里，在哪里做，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怎样才能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怎样做才能使父亲受的罪不白受，以致术后能够有个满意的效果，成了我日夜都在思考的问题，这种煎熬，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此时，也真正了解了，病人家属面对选择时的犹豫不决。也是此时，从心底理解了那句经典的话:“从来就没有感同身受，因为事情没发生在谁身上，谁根本就感受不到”。

经过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推理，权衡再三，全家商量后一致决定，就由我们本院医生给推荐的那位省里的骨科主任，利用微创跟传统相结合的方式，来为父亲进行治疗。

于是，驱车前行，慢慢的求医之路开始了。

住院后的第二天晚上，管床医生拿来了一叠纸质的文书，这是住院后所有用药、耗材、输血等等各种告知同意书，最重要的是，第二天手术需要签字的手术同意书。直到此时，百忙之中的主任还没有针对父亲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手术怎么做，做那几个椎体，是什么样的手术方式，我都无从知道。

说实在话，在我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让我签字，心里感觉有些不是滋味。这跟我所见到的术前谈话怎么就不是一回事呢？

我所了解的术前谈话，是把病人家里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叫到一块，医生坐到那里，声色并茂的把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所有吓人的、出现过的、从来没出现过的，统统都给你讲一遍，听不懂的时候，还会给你举个生动的例子，帮助你来理解。怎么到了我这，这一切都变样了呢？

然而，这犹豫只是片刻，随即就又选择了无条件的去相信医生，不签字医生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准备，耽误的时间，增加的医疗开支可都是自己的。想到这里，眼前顿时出现了光明，拿起笔，在好几页医生指定签字的地方，看都没看，在没有给弟弟妹妹们商量的前提下，唰唰唰的一个个都签上了我的大名。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我的名字这么重要，也这么有份量。

手术在我们家人的忐忑不安中进行着。

从上午九点到中午一点，手术室门口，我们经历着平生最漫长的等待。那等待，好似一个世纪那么长，那等待，想要得到结果，却又害怕有结果，那等待，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坐立不安。那来来回回的踱步，焦躁中掺杂着迷茫，期待中写满了忧虑。在工作人员一次次通知家属的喊声里，一次次的竖起耳朵，认真的倾听着，终于，父亲的名字被传进耳朵，终于见到了门口手术床上的躺着的父亲。

看到父亲的刹那，我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父亲说话语言流利，只是有些无力，声音多少有点儿嘶哑，心想着，这种嘶哑可能跟术中气管插管的刺激有关。父亲安慰着我们：没事，这条腿都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

这一刻，忽然觉得前期一切的努力及挣扎都没有白费，再漫长的等待也都是值得的。此时，那不争气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所有的心力交瘁在这一刻都荡然无存。

回到房间的父亲，不顾身体的虚弱，伸曲着他原来无法活动的脚趾，极力给我们展示着手术的效果。

可是，事情没有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接下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开心的心情嘎然而止，给原本单调的色彩，涂上了生活自以为合理的颜料。

当我回家上班后的第二天，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腰部引流管的引流量异常的增多，那个前两天几乎不再变化的刻度，一天之内上升到了引流袋的顶部。咨询医生，医生郑重的告知:有可能是脑脊液漏。这一消息，使原本就提心吊胆的我，更加坐立不安。这要是颅内感染了，那可怎么办？这要是把漏长好，那要多长时间啊？当这些疑问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时候，迅速买好了前往父亲住院地的车票，直奔向父亲所在的医院。

永远忘不了见到父亲的那一幕。

为了防止脑脊液流的过多，在医生的指导下，父亲采取了头低脚高的卧位，床尾两条床腿下，各垫着两块厚度的红砖，父亲几乎在半倒立的状态下艰难的躺着，看着极度的不舒服。几天不见的父亲，脸上布满了愁云，看到我，他的眼角浸满了泪水，我心疼的拉着父亲的手，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在我眼里，永远会保护我们的父亲，竟然脆弱到在女儿面前落泪的程度，可想而知，在我回家的两天，父亲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落差。我用手抚摸着父亲的脸庞，无力的安慰着:我已经问过主任了，这对康复不会有影响，就是会晚几天拔管。父亲听了，没有言语，只是用力的点了点头。

父亲引流管的量还在继续的增多，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趴在上面看了又看，那多出来的一点点引流液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左右着我们全家人的快乐。为了预防颅内感染，增加父亲的抵抗力，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父亲买瘦肉，每天都要他吃鸡蛋。父亲也积极配合着，无论多么的不舒服，都坚持平躺着，以用来压迫厚厚的切口敷料，促进切口早日愈合。

经过共同的努力，几天后的早晨，我突然发现引流袋里的引流液不再增多，观察几次，都处于始终不变的刻度，我们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然而，这兴奋只是刹那间，接下来又在担心，会不会是堵塞了呢？假如堵塞流不出来，那还不如持续增多呢，毕竟，流出来总比憋在里面要好，那样会增加感染的机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

于是，在那个住院总去查看同一房间的其他病人的时候，我趁机也让他顺便看了看父亲，并把我的顾虑给他进行了表述。住院总听后把引流管进行了反折，用力的进行了挤压，想用施加的压力来疏通万一堵塞的引流管。就是他的这个举动，后来让我内疚了半天，担心着那挤压倒流进切口的引流液，会不会引起感染呢？那深深的自责侵蚀着内心的每个角落，好久好久都没能原谅自己的鲁莽。

终于，我们等来了主任，他看了说真的长好了，管道也没有堵塞，可以拔管。那一刻，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快乐与激动交织着，我们看到了康复回家的希望，顿时感觉生活无限美好。

父亲的这一病，让我真正理解了，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所承受的身体及心理双重的压力。让我明白了，所有你认为家属不必要问的问题，所有你认为那些多余的担心，在他们那里都是合情合理、情有可原的。那向左还是向右走的艰难选择，那这样担心那样了还担心的小心翼翼，在作为家属角色的时候，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现在看来，是发自内心的可以理解。这理解，激励着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认真对待每一个患者及每一个疑问。它将伴随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使我坚持最初的梦想，永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