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毒菌

【美】亚瑟·B·瑞福 作

蒙钧 译

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已经习惯了那些个来找肯尼迪的各式各样的奇怪访客。实际上我已经可以以一种观赏和期待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来访者的不确定性了。话虽这么说，到了那天晚上见到那位高个子外国人，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此人神色紧张，招呼也没打就不声不响地大步走进了我们的屋子，一句话不说，只是把名片递给了肯尼迪。

“尼古拉·卡尔科夫大夫……嗯……，哦，詹姆逊，一定是你忘记把门闩上的。您好，卡尔科夫大夫，我能帮您什么忙？很显然，您这样心神不安，一定有什么麻烦了。”

这位高个子俄国人抬起食指，放在嘴唇上，又拿了一把比较结实的椅子，放在门后。然后他站到椅子上，透过门上面的气窗谨慎地朝外面走廊看了看。“我想我这时候总算把他甩掉了，”他欢呼了一声，便坐了下来，但还是有些惴惴不安，“肯尼迪教授，有人跟踪我。从我离开办公室起，一直到回到办公室，每一步都有人盯梢。我都快给逼疯了。不过这还只是我今晚到这儿来的原因之一。我相信我可以把你们看作正义事业的朋友，——也就是俄罗斯自由事业的朋友。”

他把我也包括在他的信任范围之内了，虽然还不是完全放心。所以我就没有退出。看来他已经了解到肯尼迪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

“我来向你们求助，为的是瓦西里·萨拉托夫斯基的事儿，我们都叫他俄罗斯革命之父。”他急匆匆地说道，“就在两个礼拜之前，他生了病。这病来得很突然，连续一个礼拜高烧不退。高危阶段过去后，他似乎开始好转，有一天夜里还参加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但与此同时，奥尔嘉·萨玛洛娃，就是那个年轻的俄罗斯舞蹈家，——你们大概见过她，——也病倒了，症状相同。你们知道，萨玛洛娃是一个很有热情的革命者。今天早晨，在我东百老汇的家里，我的仆人也病了。很有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天知道。今天晚上，萨拉托夫斯基又发起烧来，烧得比上回更严重，打摆子打得厉害，四肢剧痛，头也疼得要裂开似的。我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病。教授，您能不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也免得情况更加恶化？”

这个俄国人又一次站到椅子上，透过气窗朝外张望了一下，看到没人偷听才放下心来。

“很高兴能为您效劳，我会竭尽全力。”肯尼迪回答道。他的神情表明他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向来不掩饰他对此类棘手的科学与公案难题的兴趣。“我在伦敦曾跟萨拉托夫斯基有过一面之缘，彼此挺谈得来。明天上午我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看他。”

卡尔科夫大夫垂下了头。“我原本希望您今晚就去看看他呢。倘若有什么不测……。”

“真的就这么危急吗？”

“我看是这样的。”卡拉科夫低声说，身子急切地朝前倾来，“咱们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想想看，多少人都命悬一线呢！”他恳求道。

“好吧，我这就去。”肯尼迪同意了。

到了临街的门口，卡拉科夫停住了脚步，把肯尼迪拽了回来。“瞧见没有？——街对面，黑影里，那儿有个人。要是我径直朝他走去，他就会消失。他是很机灵的。他从萨拉托夫斯基住的地方起就跟上了我，一直跟到这里，还要等着我出来。”

“门外停着两辆出租车。”肯尼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大夫，你上第一辆；詹姆逊和我上第二辆。这样他就没法跟踪我们了。”

转瞬之间，我们已飞驰而去，那个人影从黑暗中冲出来，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不要说撵上我们，只怕连车牌号他也没来得及看清。

“一场期待已久的冒险。”肯尼迪评论道。此时我们正颠簸在纽约坑洼不平的柏油路面上。“你见过萨拉托夫斯基吗？”

“没有。”我答道，总觉得放不下心来，“你能保证他不会用炸弹把我们炸上天吗？”

“我的妈呀！瞧你说的。”克雷格答道，“瓦尔特，他可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哲学家……”

“不就是他这类人割人喉咙、炸沉轮船吗？”我打断了他的话。

“正相反，”肯尼迪有点恼了，“他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各个革命派别，无论是主张暴力的还是信仰不抵抗主义和托尔斯泰思想的，都很尊敬他。我跟你讲，瓦尔特，一个民族，倘若能造就出像萨拉托夫斯基这样的人，她就应该拥有，也必将赢得政治自由。这个卡尔科夫大夫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要是还在俄国早就死了。这人也很了不起。他是在1905年的起义失败后逃出来的。我猜他是要带我们去这条大街那头的一家俱乐部，好几位俄罗斯的革命家就住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谋划他们祖国惊天动地的‘觉醒’。”

卡尔科夫乘的出租车停了下来。我们这位求助者差不多把我们带到华盛顿广场了。下车后我们进了一栋上一辈人建的老房子。走过宽敞的前厅时，我注意观察了一下：这里天花板很高，老式的壁炉台因日久年深已变得斑斑驳驳，房屋窄而长，白色的木制饰物脏乎乎的，用黑色胡桃木和马鬃制作填充的家具款式陈旧。

在楼上一间小小的密室里，我们见到了可敬的萨拉托夫斯基。他躺在一张凌乱的床铺上，辗转反侧，已经烧得有些神志不清。在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中，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高高的前额显出他非凡的智慧，深陷在眼眶中的炭黑色的眸子灼灼闪亮，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俄国革命者的身世，还有他冒着生命危险所从事的工作。白色长髯上的棕色染料尚未褪尽，——那是他最近一次返回祖国的旅行留下的遗迹。为了蒙蔽秘密警察，他在旅行中化装成一位德国高级中学的教师。

萨拉托夫斯基伸出一只瘦弱、滚烫的手，跟我们握了握。我们站在床边。有一会儿工夫，肯尼迪什么也没说。病人用微弱的动作示意我们靠近些。

“肯尼迪教授，”他低声说，“有人正在谋划罪恶的勾当。俄国专制政府就是这样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卡尔科夫大概已经把情况跟你们讲了。我没有力气……”

他呻吟了一声，又仰面躺了回去。一个寒噤袭过他骨瘦如柴的躯体。

“大夫，卡赞诺维奇可以告诉肯尼迪教授一些情况。虽说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可我太虚弱，没有力气说话。带他们去见波利斯和叶卡特琳娜。”

我们怀着可以说是虔恪的心情退了出去。卡尔科夫领我们回到门厅，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间门半开半掩，灯光映照出一个俄罗斯农民装束的人，正趴在书桌上埋头写着什么。他极为专注，直到卡尔科夫开口讲话，他才抬起头来。此人身材单薄，脸庞瘦削，像个苦行僧。

“嘿！”他惊呼道。“你把我从梦中唤醒了。我正幻想着自己跟伊万来到一个古老的合作社（mir）。伊万是我写的一个人物。欢迎光临，同志们。”

我立刻想到这位就是著名的俄国小说家波利斯·卡赞诺维奇。刚才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些表现农民生活的忧郁小说的作者。卡赞诺维奇站起来，两手插在上衣里面。

“我最喜欢在夜里写作。”他解释道，“在这种时候想象力最容易发挥作用。”

我好奇地把屋子打量了一番。这里随处都隐隐约约留下了某个女人触摸过的痕迹，——这是错不了的。最后，我的眼光落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上面随意堆放了几件很考究的衣服。“内夫斯基去哪儿了？”卡尔科夫大夫问到。显然他要找的就是这些衣服的主人

“叶卡特琳娜去排演一出短剧去了。那出戏表现的是哥舒尼从西伯利亚逃亡、又被罗森堡出卖的故事。今晚她在东百老汇跟几个朋友住在一起。她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我形影相吊地一个人在这里，为一家美国杂志赶写一篇小说。”

“唉，肯尼迪教授，真是不幸。”卡尔科夫说，“这位内夫斯基小姐非常有魅力，干事业也很投入。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跟她媲美，那就是我楼下的病人，年轻的舞蹈家萨玛洛娃。”

“萨玛洛娃是忠实的，——内夫斯基是聪明的。”卡赞诺维奇插言道。卡尔科夫沉默了一段时间。不过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位女演员在他的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萨玛洛娃曾经因为参与谋杀塞格乌斯大公遭到逮捕，被投进圣彼得堡要塞和圣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他们对她严刑拷打。这群野兽用香烟烫她的身体。那种情形无法描述。但她始终没有屈服，最后他们不得不把她放出来。内夫斯基在冯·普罗霍夫被刺杀的时候还是圣彼得堡大学生物专业的一名学生。她也被抓了进去，但她的亲属门路多，设法把她救了出来。她们俩是在巴黎认识的，内夫斯基劝说奥尔嘉干表演，还劝她到纽约来。”

“这之后叶卡特琳娜像投身科学研究一样投身于革命事业。”卡赞诺维奇说着打开了一扇门，门里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他接着说：“如果她不是个女人，或者你们的大学少一些偏见，她会成为一个到处都欢迎的教授。看吧，这就是她的实验室。这是我们……她尽最大努力建起来的。说实在的,我对你们英语所称的‘有机化学’也有兴趣。当然我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我只是个小说家。”

实验室的陈设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几乎没什么陈设。墙上挂着科赫、埃尔利希、梅奇尼科夫等科学家的照片；漆成深色的桌面上散乱地摆放着一些烧杯和试管。

“萨拉托夫斯基怎么样了？”我们正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作家向医生发问。

卡尔科夫沉重地摇了摇头。“我们刚从他屋子里出来。他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过他请你把情况跟肯尼迪先生讲一讲，只要是有助于他理解我们的猜疑的情况都讲讲。”

“二位先生，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是朝不保夕呵。”卡赞诺夫斯基转过身来面对我们，伤感地高声说道，“对不起，我要下楼拿盒烟。我得抽着烟才能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怕什么。”

这时，萨拉托夫斯基喊了一声，把大夫也叫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俩。

“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克雷格。”我说着便在卡赞诺维奇的书桌前坐下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一眼堆放在椅子上的精致的女装。

克雷格的回答言简意赅：“在纽约显得奇怪，搁在圣彼得堡就不奇怪了。”他边说边转着圈找另一把椅子。这里到处都是凌乱的书本和纸张，无奈他只好弯腰抓起椅子上的衣服，放到床上。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这是坐下来的最省事儿的办法。

一本袖珍笔记本和一封信从那堆衣服里掉到地板上。他弯腰拾起来。我看到他脸上掠过一丝错愕的表情。他没有片刻犹豫，迅即将信塞进口袋，又把东西按原来的样子整理好。

不一会儿，卡赞诺维奇拿着一大盒俄国香烟回来了。“坐吧，先生。”他跟肯尼迪说，又把一大堆书和报纸搬走，露出了一张挺大的沙发。“内夫斯基一走，屋子就乱得一塌糊涂。我天生就不是收拾东西的料。”

在淡淡香雾的氤氲中，我们等着卡赞诺维奇打破沉默。

“或许你们以为俄国首相的铁腕措施已经打断了俄国革命的脊梁骨。”他总算开口了，“可是杜马本来就是个摆设，所以事情并没有结束。根本没有结束。我们没有睡大觉。革命之火仍在默默燃烧，随时都会喷发出来。这一点政府的爪牙心里很清楚。因此他们才变得丧心病狂。为了把我们彻底摧垮，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黑手甚至伸到了纽约这片自由的土地上。”

他站起来，激动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并没有让我产生好感。会不会是清教徒对通行于“旧世界”的某些道德观念的反感造成了我的偏见？还是仅仅因为我看出来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为了制造戏剧效果不惜牺牲真诚？

“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克雷格问道。他对这一套慷慨陈词很不耐烦，急着想搞清楚事实，“毫不奇怪，三个人得了病，你自然会有所怀疑。”

“毒药，”卡赞诺维奇立即回答，“一种连圣彼得堡专门对付毒药的大夫都没有接触过的毒药。卡尔科夫大夫彻底懵了。我们也请了两个你们的美国大夫给萨拉托夫斯基看病。他们说这是斑疹伤寒。倒是卡尔科夫更明白一些。并没有看到斑疹伤寒的疹子。况且……”他俯过身子以强调底下的话，“斑疹伤寒患者不会不到一个星期就痊愈，然后又复发，就像萨拉托夫斯基一样。

我看得出来，肯尼迪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已经有了看法，只是出于礼貌他才继续倾听卡赞诺维奇的议论。

“大夫，”看到卡尔科夫又走进房间，他说，“您看您是不是可以从内夫斯基小姐的实验室里拿一些彻底清洗过的试管和杀过菌的培养液？我记得我在台子上看到有满满一架的试管。”

“没错。”卡尔科夫答道。

“卡赞诺维奇先生，我们要告辞了，请原谅。”肯尼迪用轻快的语调表示了歉意，“我觉得我明天不会轻松了。另外还请您明天抽时间赏光到我的实验室来一趟，继续讲您的故事。”

出屋后，克雷格把大夫拽到一边，很起劲儿地谈了一会儿。末了克雷格又示意我过去。

“瓦尔特，”他解释道，“卡尔科夫大夫打算今天晚上用试管准备一些培养物，这样我就可以用显微镜检验一下萨拉托夫斯基、萨玛洛娃和他仆人的血。培养物明天上午就能准备好。我跟大夫商量好了，你要是没意见的话，就麻烦你跑一趟，把培养物拿过来。”

我同意了。我们朝楼下走去。经过二楼的一扇门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喊声传了出来，“是你吗，波利斯？”

“不是，奥尔嘉，我是尼古拉斯，”大夫答道。“这就是萨玛洛娃。”他边说边进了屋。

片刻功夫他就出来了，“她还不见好转。”我们继续往楼下走，他接着说：“其实跟您说说也没什么，肯尼迪教授，事情明摆着嘛。萨玛洛娃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卡赞诺维奇，——刚才你不是听到她叫他吗？在他们离开巴黎之前，卡赞诺维奇曾倾心于奥尔嘉，可眼下内夫斯基已经把他俘虏了。这个女人确实很迷人。可是对我来说，要是奥尔嘉答应做卡尔科夫夫人，我明天就能办到，这样她也就不用再担心跟美国剧院经理签的合同是否可靠了。可是女人就是难于理解。她还是要这没有指望的爱。唉！好吧，有什么新情况我会通知您。晚安！多谢您二位的帮助。”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俩都没说什么。太晚了，起码我是觉得十分困乏。

可我发现肯尼迪并没有上床的意思。他反而坐到安乐椅上，垂下眼帘，显然陷入了沉思。等我站到桌前，给烟斗塞上烟丝，抽最后一口烟，又看到他正仔细地查看他捡起来的那封信，翻过来又翻过去，显然正自己跟自己商量该拿它怎么办。

“有些纸用蒸汽熏一熏就能打开，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把信丢到我跟前，回答我并未说出口的问题。

我读出了信封上的字：“法国，巴黎，xx大街xx号，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奥尔洛夫先生收。”

“在有些国家的秘密警察部门，拆信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很精妙的艺术。”他说，“干吗不试一试呢？很简单，先用蒸汽把信熏一熏，打开信，看完后再用一种骨制工具把信封口盖重新轧平压实，一点儿痕迹都留不下来。可我不能用这个办法，因为这封信是用蜡封起来的。这样的信可以在拆封之前先给蜡封制一个模，看完后再按原样在上面复制一个。不行，我不能冒这个险。我要尝试一种更科学的方法。”

克雷格把信平放在两片光滑的木板间，外面留出几毫米的边缘

克雷格把信封平放在两片光滑的木板间，露出大约几毫米的信封口。他先将这边缘捋平，又轻轻揉搓，终于将其分开。

“瞧见没有，瓦尔特？等会儿我还会把信放回去，再在信封口涂一丝强力白胶，压一压，就可以重新封好。咱们看看信上写些什么吧。”

他抽出很薄的一张纸，将其平摊在我们面前的桌面上。原来这是一篇科技论文的手稿，论述的是一个罕见的课题《生命的自然发生》。稿子的笔迹就是普通的手写体，开头如下：

衷心感谢第戎市（法国东部一城市。——译者注）的贝泰隆教授研究青蛙卵人工授精的论文。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生物人工繁育领域最重要的突破。

我无意把整篇论文的原貌全部展示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说实在的，即使是我在这里展示的内容，当时我也完全看不出它对破案有什么价值。论文接着写道：

就在贝泰隆用铂针刺穿青蛙卵并用放电法加以培育的时候，罗卜在美国将海胆卵置于高浓度的海水中，再将其放入一个容器中接受酪酸的作用，最后又将海胆卵置于普通的海水中，由其自然发育。罗斯考夫的杜拉捷也曾经用含有氧化镁盐和丹宁酸盐氨的液体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查尔顿•巴思蒂安博士在他最近出版的论述生命起源的书中提供了两种生成生命的方式。一种方式是，1盎司蒸馏水，兑入2、3滴经过稀释的硅酸钠，8滴液化的过硝酸铁。另一种方式是，相同剂量的硅酸盐溶液，兑入6滴经过稀释的磷酸，6格令（grain，英美重量单位，等于0.064克。——译者注）磷酸铵。他把溶液灌入消过毒的试管，再将试管密封。虽然摄氏60到70度已足以杀死试管中的所有细菌，但还是应当将试管加热到摄氏125度到145度。

接下来，他把试管放到南窗前的阳光下晒2到4个月。等到把试管启封，巴思蒂安博士在里面发现了与外界的细菌毫无差异的生物体。它们生长并繁殖。他断言他已证实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可能性。

还有剑桥的约翰·巴特勒·贝克的实验也值得一提。此人声称他已研究出一套利用镭射气在装有灭过菌的培养液的试管中制造“radiobes”反应的方法。法国的丹尼尔·贝特洛特去年宣布他利用紫外线重现了在自然界发生的叶绿素同化的过程，他分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汽，其过程与植物中的绿细胞的做法完全一样。

南特的勒杜克在用某些化学制品制成的人工“卵”中造出了晶体。这些晶体虽然并非真的存活，却明显具备所有生命体征。他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这可以揭示出控制微小生命细胞产生的某些自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