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如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后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本书讨论了近代中国一代代文人士大夫为了拯救儒家思想做出的努力，最终说明，儒家思想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思潮无法互相包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家思想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列文森，美国历史学家，二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列文森被称作是“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这既是指他的研究充满了浪漫情调和艺术气息，也因为他像莫扎特一样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业余精神”是儒家精神的核心，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精神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相容。列文森用“业余精神”来描绘明清社会中的文人理想。文人希望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君子，而不是适应功利社会的，专业化的人才。其实，这种精神在儒家文化中早就有了。孔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君子并不追求成为一个有用的器具。儒家文化希望培养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君子，而不是适应某种实际需要的专家。不仅儒家文化如此，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传统都有这样的美好理想。这种思想体现的也许就是人和物之间的根本差别。

业余精神在中国社会中的表现，是儒家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同时具有学者和官僚两个身份，他们既是饱读诗书的儒家文化传承者，又是传统社会中官僚集团的一份子。一方面，他们不是专业的学者和诗人，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国家的官员。他们写诗，很少像现代的诗人一样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士大夫也不是专业的官僚，他们并没有受过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能帮他们取得官位的恰恰是和做官毫不相干的文学修养。

这种业余精神，在绘画领域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历史上，从宋元时期开始，绘画的主题就由人物画转向了山水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画”传统。虽然从那位艺术天赋最高的皇帝宋徽宗开始，就在宫廷里设立了国家画院，但职业画家是不受社会认可的。文人之所以对业余精神津津乐道，实际上显示出的是他们对实用和功利这些世俗需求的轻视。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一旦成为功利钻营的手段，就变得没那么高尚了。然而，业余精神对于世俗需求的排斥，恰恰是跟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矛盾的。随着现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科学精神、进步观念，实用和功利的世俗需求等等也跟着一起进来了，这些东西对中国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人才开始转而怀疑文人画的审美和追求。中国儒家一直坚持的业余精神，最终才发生了改变。

在传统中国，因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不变，儒家的业余精神也一直保持不变，并且始终被人赞赏。这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互不相容的一面。随着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儒家的业余精神也不可避免的会被现代化的功利精神所取代。现代工业，更推崇专业化、标准化和功利精神，儒家对于君子不器的追求早就被抛到一边。

冲击与回应模式，是美国汉学界用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时最早采用的一种模式。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西方带来的现代性的冲击。在这段历史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不是完全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逼迫之下才开始的。检验一种外来思想传播的效果，要看它是否将本来稳固的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彻底摧毁了。

当一种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相遇的时候，如果外来的新思想对原有社会的冲击不够大，那么，新思想带来的改变就只不过是给旧思想增加了新的词汇，丰富了原有的思想。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外来思想的冲击，是佛教的传入。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立刻被当时正在兴起的道家玄学思想给同化了。佛教并没有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只是让中国人的生活中多了一种宗教的选择。儒家的士大夫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一点从来都没有丝毫的动摇。佛学慢慢变成了他们风度和文采的点缀，僧人可以与士大夫成为好朋友，却很难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相比之下，近代西方冲击下的中国，产生的是一场语言的革命，同时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儒家思想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无力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西方的科学精神、职业化观念等现代性的标识，逐渐取代了儒家，成为日常的规则。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不相容，所以这些努力都会失败，最终，儒家只能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然而，儒家毕竟没有彻底的消失，没有完全在历史上抹去他们的痕迹。

中国在战争中一次次的失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危机变得越来越急迫，中国不得不被迫向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从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到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等等。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中国的价值被清除出去，传统的内核越来越少，儒家传统也由此一步步退出了真实的生活领域。退出历史意味着要走入历史，放弃了未来的儒学将会成为逝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