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小说家 2016
据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1918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那么现代的小说家也应是从那时开始算起吧。
鲁迅并非所有方面都像说的那么伟大，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呐喊自序》，自然是深信不疑，而略有些知识以后再看，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他的弃医多半另有原因，现在看起来，以其性格、禀赋，未必适合做医生，已有研究，数与文的天赋在人脑的功能区中有所矛盾，极难同存。可以推测，鲁迅对医学即便不是学得艰苦，也是难有兴趣。另外据考证，当时医专的学生想取得行医资格也比较困难。弃医的导火线，那段杀戮中国人的电影则更可疑。从大者说，日俄战争间，中日是实际的同盟，日军先征得清廷同意方出兵攻俄，中方基于现实，希望假手日军以较小的权益让步为代价收复关外。“严守中立”只是碍于形势的宣称，而暗地里无论官方与民间，皆予日军鼎力支持，北部新军易服参战，吴佩孚尚有被俘又脱逃的经历，至于后勤、医药乃至情报、向导，更是竭力支援。从小处讲，两国大战，征用间谍不足为奇。鲁迅笔下的民众之强壮则十分可疑，即使到二战时，国民之营养水平仍惨不忍睹，连正规军都羸弱不堪，谈何强壮。
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现实与思想在笔下矫饰和取舍，都是正常之事，读了鲁迅的几本杂文集，便觉得出对人不对事也是其固有的特点，西洋人可骂，东洋人则不可。至于国内的文人学者，即便仅因为学术观点与他不同，也必然遭到市井泼妇般恶毒的言语。也有的人，在某篇文章里是好人，另一篇里却换成卑劣不堪的样子，如钱半农。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写道：“直到这 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而读其文集，指出名字骂的文章固然较多，而未指名字但总猜得出是骂谁的文章也并不少。这时鲁迅一定已不觉得悲愤了。
鲁迅擅长由小人物的小事引出大的现实与大的道理，于今的网喷若是新见到那些文章，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评论。读鲁迅的文章，初时或有些不解，然后若有所悟，但再往深处想，便经常地不敢自信了。大凡文艺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与观众便是平等的地位，作者不能用自己的解读来否定观者的解读。但鲁迅的文意曲折得高妙，对他的文章，理论上可以做无限深远的解读，大约鲁迅自己也没法控制，幸好他的立场通常很清晰，解读的大方向不会有错。
有人说，自古以来骂人骂出水平的，只有鲁迅与李敖两人，其实李敖明显不及鲁迅。二者的文学功底都很强，文笔都很好，区别在于鲁迅的逻辑比较严谨，不容易一下子看出破绽，而李敖很多时候就是撒泼耍无赖，明显一副流氓嘴脸，从层次上落后太多。
鲁迅的文章至今仍未被时代丢下，仍然值得深读，大师的称谓尚未动摇，但时代的差别总还有所显示。比如他的恶毒，按以前的观点，面对我们所以为的敌人，无须顾忌手段，时至今日，则未必是这个道理。
在鲁迅的某个集子，最后一篇的末段，是那句著名的“由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看到这里时想到的是，他这么说一定是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宽不宽恕别人，别人都不会宽恕他的。
国内早先的小说家，便是以“鲁郭茅，巴老曹”为首的那一代。小说家在学界地位不高，罗振宇讲过，民国间学者聚会，老舍之辈都叨陪末座不大敢说话的，因为在座的都是教授、学者，至于写小说的，地位低于人家。后来菁英们很多没有留下，留下的人里面，能够名列前茅往往便不只凭着学识水准了。如沈从文，虽然算是名家，但之前大概只是个普通的教授罢，只在刘文典的故事里当了个配角。
传说：评沈从文升教授时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又：躲避日军飞机袭击众人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怒骂：“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在识字的人总共都没多少的年代，大师们毕竟是顶级水平了。那一代的作家们，都有着正统的文史功底，小说家与学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作品里，时常会不经意地显露出渊博的典籍素养，今日的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出很多对某方面研究得较深入的地方，但总觉得范围有点儿局限，也不如早年大师们随意挥洒的气度。
大师的称号，有一种标准是其作品是否能超越时间的局限，如大仲马、巴尔扎克等等的著作，无论何时看来，都深邃优美，格调宏大，同时词句精致。即使明知道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文风貌，仍能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读书也成了舒畅自然的享受。
娱乐性也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同类作品少的时候没有竞争，容易成为经典。等到后来写的人多了，好作品自然也会多，这时回头去读早期的作品，就会觉得平淡，没意思。早年的007系列，还有雄踞多年经典的福尔摩斯系列，如果诞生于当下，恐怕都难以流行，因为现在故事性更强的作品太多了。目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仍算是极好的，而且暂时还看不到被超越的可能。
按这个标准老舍恐怕难以称为大师，他的主要作品既局限于地域，又局限于时间。老舍练过武，喜欢武，他的《断魂枪》是一部长篇的精华浓缩，很深邃，由他的生平性格看，是个颇具侠骨的人。王朔说，老舍无论想写什么，都能拉出一整条胡同的全部人马来把故事扯圆。这是《我看老舍》里的，无论王朔说的有什么不全面，他这篇文章里的多数看法应该是非常精准的。老舍才气绝伦并没有争议，可惜，时不我与。
“十七年文学”期间这一批人已具有宗师地位从而超然在上，在其领导下的新晋作家们形成了作品的主流，接承延安时期用小说反映新旧时代不同的路子，基本都是用各个地方各种行业写同一个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小说四平八稳，算是学院风格吧，但说它的水平，大致如今各地作协里随便一名作家都可以不在其下，还是那个时代文化水平的关系。
来到相对自由了一些的年代，业余作者仍稀少，主流的作家仍是科班风格的作品，更接近现实，思想更真切。如铁凝、池莉、王安忆、毕淑敏、谌容、梁晓声等等。但是他们作品的优秀只限于当时的时代里，随时间的过去便自然地衰老了。他们所描述的生活背景，很短的时间就已过去，没给人们留下多少记忆，而他们当时可称领先的思想和理念，如今看来已经很平常，甚至也已经过时。
梁晓声人如其文，骨鲠坚忍，有着文人的嫉俗和孤芳自守。有人讲，他在宿舍换了个楼层时，没有像平常人一样招呼别人帮忙搬东西，全是自己一趟趟地往返，把东西搬完。只要自己能做，尽管多费不少事，也绝不麻烦别人。这是很值得尊敬的品格，但放到如今的现实生活里，未必会有很多人认同。
记得一个当时的短篇，讲一个老教授，破天荒地有人送了条价值一百元的香烟，左思右想，终于趁着天黑，包裹了脸面，做贼一样到街上的小售货亭，把烟卖了八十元。回家后儿子找他说，想给领导送一条烟，请父亲赞助。老教授拿出八十元，又从抽屉里取出二十元给了儿子。结尾是，他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一个人无声地笑了很久。
不了解那个工薪微薄、羞耻观另类的时代，谁也无法理解这个好故事。
路遥名气很大，但属于另外的一类，马庆云写过两篇批评《平凡的世界》的文章，明言它在有意宣传下被过分高估。路遥关怀的并非作为贫困的本质问题，而是把贫困当做论证改开成果巨大的幌子，这是一部迎合当时形势的主旋律，歌颂贫困以寻求道德高尚感，做的只是时代歌颂的附庸者，而没有超越。文中说：“我把这三本书合起来聊，其实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毒瘤对下一个时代的影响。《青春万岁》的毒瘤，闹革命，最后活活饿死人，到了《平凡的世界》起笔，就是吃不上馒头。而《平凡的世界》里边只宣扬个人奋斗，而丝毫不对贫困做辩证分析，简单粗暴地宣传只要个人奋斗，就能发家致富，最终造成《小时代》里边的粗暴炫富，而不是扶危济贫。”“从这个角度来论，王蒙、路遥和郭敬明，都是时代的罪人，根本算是上什么优秀的小说家。”马庆云同时说，路遥才华有限，灵性不足，他的小说平淡、无华，这便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王小波由于过分地偏重思想而使他的小说不太像是小说，他是领先时代的人，过后很久才被人们理解。先驱往往会成为先烈，如田壮壮拍了《盗马贼》恶评如潮时说“这是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当时人无法理解，但如果在如今的观影水平下一定会发现这是好片，会觉得在当年那种低下的整体水平中难以想象竟能有人达到这样领先的水准。张贤亮等人则顺应了人们能感兴趣的方向吸引了大批读者，贾平凹也是，同时后者还发扬了地域性的优势。如老舍用京味独步天下，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人也用醇厚的地域特色创立了各自的领域。冯骥才、邓友梅的津味几乎可以说压过了故事情节成为读者的享受所在。王朔的京味也十分地道，但他独具特色的不只是这一方面，所以地域没成为主流。
至世纪末，专业和业余的作家越来越多，作品也已让人读不过来，时代感不再明显，毕竟算是进入了如今的时代。
余华的笔让人觉得残忍，在他的书里，残酷的现实层层涌来，总超出读者想象，不是想不到，而是不敢想。但前后看看，总觉得夸张，却又不出情理之外，找不出明显的破绽。勉强会说一般不会那么巧竟有这么多悲剧叠加到一起吧？但其它的小说，基本上所有的小说，都是把事件很巧合地发生从而堆积出来情节，无论喜剧还是生活剧。于是不得不承认，世态万象并不是如同作家笔下那样符合情理，那些不为人知的残酷只是没有人写出来而已。
苏童的书让人压抑，他的故事总能很快地把人带进一种绝望无助的包围里面，像是鲁迅笔下的铁屋子。但苏童从来不给你释放的机会，直到他写完，你仍然没有看到爆发的可能，也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于是，只有一直留在苦闷抑郁的情绪里。从苏童大量的短篇小说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对于高水平的作家来说，创作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并不困难，但能写出相当数量的短篇，并保持水准，则很不容易，不仅需要勤奋，更需要灵感和天赋。
刘震云更是底蕴深厚，像老舍拉出整条胡同的全部人马一样，刘震云可以寥寥数语就描画好一个活灵活现、个性鲜明的小人物，而这种普通人物他可以随意地拉出无穷无尽个来，并且还带着极具个性的口语和有趣的日常小故事。如《我叫刘跃进》，又如《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刘震云的长篇无比地充实丰满。
周梅森先以民国军旅小说流行，两字书名为标志的那一批满是硝烟，文字里的血腥气令人窒息。书里有史上真实片段的影子，又大加演义发挥。但后来不知怎么改写官场了，有今有古，不大看得下去。并非题材不好，王跃文的官场文学当年也算横空出世，几乎成了品牌，但也没几年，可能是环境有所限制，他也改写历史人文之类，于是从流行之列逐渐消退出去。
新世纪以来，在网络的强大支持下，业余写手的作品渐渐地占据了大家更多的阅读时间。文字水平好的人越来越普及，愿意写长篇的人也很多。网络提供了平台，也让学习十分便捷，只有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研习某方面知识，都有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原本的写作者，仅是相对封闭地写作、出版，而在网络时代，有评论，有互动。写作者实际是在公开地监督下写作，对质量的要求提高了，作品也更接地气，否则便会被海量涌来的新作品淹没。在很多方面，专业作家其实是处于劣势的。
前些年的“史学热”便有着网络写手的极大推动，“煮酒论史”汇集了大量菁英写手，如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既可做小说看，也可当做明史的入门材料。那时“煮酒老人”还与其有场不知真相的风波，赫连勃勃大王后来在自己的书里几乎是点名指责其造假。梅毅进了天津作协，其实他的历史散文在网络史书方兴未艾之际尚属优秀，如今看来，也并不很出色。
基数既然够大，菁英人物不断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通俗写史者中如雾满拦江、姜狼豺尽等等，水平都明显超过了早期如《五胡录》那些作品。相较于以往的传统写法，这些以史实为纲的作品往往加入了当代流行的文学类型元素，呈现出更为多元、活泼的新鲜样貌。当讲述类的作品已经非常多的时候，对史料进行深加工的解读之作渐渐成为主流，读这些作品，必须要明白这仅是作者的一种看法，供参考而已，不能与史实混淆。
从前比较少见的写法也逐渐出现，如穿越，如多种写法的混搭。后者要求作者不仅要文字工夫好，还要在不止一种领域内有较深的造诣，所以写好了并不容易。祥瑞御免的马亲王便是其中佼佼者。马伯庸的作品和他的本职工作几乎从无涉及，但看他的文集真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马伯庸说，自己是在用“互联网思维”写历史小说。他的《风起陇西》把三国写成了西方的谍战推理，模仿《埃及三部曲》的风格，在小说发挥的同时能做到与史实完全不发生冲突。《三国配角演义》继承了这类风格，在史料间隙里填充，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真相”，甚至让人几乎有以假乱真的感觉。如《孔雀东南飞》，明摆着的戏说也写得一本正经。后来的《三国机密》完全是小说，除了大的脉络不违背史实，故事情节发挥得更自由。他的现代小说《古董局中局》系列涉及了外人看来较深的古玩知识，今年的《长安十二时辰》有人说是借鉴了《24》，中唐背景的反恐行动，但显示出马亲王熟识的历史不仅仅是三国。当然在专业史家看来，小说里全是破绽，年初为了《小篆战争》还被批评挑错。就小说而言，人物、情节与技巧都没有问题，专业的事并非关键。马亲王的作品，有想象力，够曲折，正反双方的能力比较均衡，交锋过程够艰难。尤其擅长在看似大结局的时候，继续推进，高潮一浪接一浪，出人意料。但也许是个人兴趣的原因，总觉得震撼力都不够强，如古董系列，结构宏大，机巧百变，可读着始终像是个旁观者，难以被人物牵挂住，对情节的反转有些漠然。
与早时间那多等人相比，后来涌现的写手们水准明显超出。如紫金陈，写作风格的全面也能与马亲王相比，他的谋官系列扎实地采用本格派推理手法，而其它作品，有的暗合古龙的神韵，有的酷似钱锺书的风格，平台很高。总之如今的时代，只要某一类作品有人愿意读，就一定有人愿意写，而且网络的大环境会督促出比较高的水平。有些作品，从现在看来，尚难以看出到何时才会被时代丢弃，也许，某位在若干年后才被承认为大师的作者，正活跃在当下。
问题是，如今的环境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也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王路说：“今天写小说，文笔像鲁迅也没用。你得在世界上还没有盗墓小说的时候，想到把盗墓题材写成百万字的长篇。很多八零后作者看不起九零后，说她们文笔太烂。看文笔，就错了，要有宏大的视野。永远不能用以前得到的经验来指导现在。以前的经验中，包含了规律，也包含了时代的成分。时代的成分是扰动项，是白噪声，要把它剔除掉才行。但很多人没有本事把两者剔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