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般把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家族称为“名门望族”。诗人谢灵运就出身在一个顶级名门望族——陈郡谢氏。
他的门第究竟有多高峻、多显贵呢？这要从著名的“淝水之战”说起。
公元383年，前秦挥师南下欲吞并东晋，两军决战于淝水（今安徽寿县）。危急时刻，宰相谢安坐镇京师，他的弟弟谢石、侄儿谢玄、儿子谢琰都在前线领军作战。最终，东晋以八万兵力，大破前秦八十万大军。
在淝水之战中，谢氏一门四人扮演了绝对的主角，因赫赫功勋而同日封公，一时荣光无限。自此役后，陈郡谢氏就成为东晋门阀士族的领袖，只有琅琊王氏堪与比肩。
“王谢”的名望，在当时是连皇室都比不上的。政权更替，皇族遭戮，王谢之族却累朝累世公卿显贵，不仅出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出文学家、艺术家——人物之多，影响之巨，令人钦羡。从东晋到梁朝两百多年间，谢氏十二代见于史传的竟有100多人。
据《世说新语》记载，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以我们家的门楣，何需过问政事，那为什么总要把你们培养成优秀子弟呢？”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就好比芝兰玉树，总想使它们生长在自家的庭院中啊。）而谢灵运，就是谢家庭院里最俊秀挺拔的那一株。
他的祖父即谢玄，东晋车骑将军。他的父亲谢瑍（huàn）26岁英年早逝，未见有名。他的母亲刘氏则大有来头，是书圣王羲之的外孙女。
谢灵运承继了王谢两族的血脉，因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而且在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因此，谢灵运的骄傲，也就可以理解了。他曾经说：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这话听来像是在夸曹植，实际上是在夸他自己啊。
读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写一个诗人，不说他的生平，也不说他的诗文，却花了这么多笔墨介绍他的家世背景、来历出身，为什么呢？
因为对谢灵运而言，他的门第，就是解码他曲折命运的钥匙。
他领受了家族赋予的无上荣耀，也就注定要在布满旋涡和暗礁的政治洪流中载浮载沉。他拥有了家族遗传的过人天赋，也就养成了狂放倨傲、我行我素的性格，为后来的悲剧命运早早埋下了伏笔。
谢灵运出仕之时，大将刘裕已把持了东晋朝政。刘裕出身低微，家境贫苦，对谢氏这样的豪门本就有所忌惮。而谢灵运又是高傲轻狂的名士，声名远播，为人所忌，更不可能被委以重任。所以，他空怀一腔抱负，却只能任参军、侍郎等虚职。
无奈，谢灵运把精力都放在游山水、营园林等风雅之事上。他甚至专门设计了一款登山鞋：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人称“谢公屐”。
后世的李白是谢灵运的铁粉，他曾有“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诗句，对偶像充满了仰慕向往之情。然而，李白只看到了谢公游山玩水的潇洒，却没有看到谢公游山玩水的无奈。
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建立刘宋。谢灵运被降爵为康乐侯，“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不受重用的谢灵运，心中愤懑不平。他与刘裕的次子刘义真交好，把辅佐明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刘义真身上。
然而，政局变化远远出乎他的意料。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权臣徐羡之等掌握朝政，将谢灵运排挤出京。
谢灵运遭遇沉重打击，出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忧愁烦闷，缠绵病榻。第二年早春，他登楼临眺，写下了《登池上楼》一诗，流露出归隐之意。
然而，他的出仕或归隐，都不单单是个人选择，而是牵涉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他既不能像虬龙一样安然潜伏，又不能像飞鸿一样声震四方，陷于进退两难之间。
在这首诗里，谢灵运用寥寥几笔，描画了早春的美景：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池塘边春草新生，青翠而鲜嫩，柳枝上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唱。久病初愈的谢灵运，被这平常的景色触动了，自然而然地得了这两句诗，竟成了千古传颂的写景名句。
到任永嘉不足一年，谢灵运就称病返乡，隐居在会稽始宁。从永嘉到会稽，他淡薄政事，寄情山水，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摹各地自然风光。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里，他写道：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诗句里的轻松旷达只是表象。谢灵运的苦闷无处投递，只能把山水清晖当作释放情绪的出口。
正当谢灵运流连山水间，政坛上风云骤起。宋少帝即位后游戏无度，不理政事。公元424年，徐羡之等发动政变废掉了宋少帝，处死刘裕次子刘义真，迎立三子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登基后，并没有对拥立有功的徐羡之等人感恩戴德，而是大力铲除这些震主之臣。在这次风云变幻中，谢灵运的族弟，仕途顺遂的谢晦，也被处死了。这令谢灵运大受震动，愈发对政治感到灰心失望。
宋文帝看重谢灵运的文才，任用他为秘书监，命其修撰《晋书》。而谢灵运对刘宋朝廷的轻视和不满，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京时，他消极怠工，擅离职守，纵情冶游；被放归后，他屡次扰民，开山决湖，激怒会稽太守；任临川内史时，他依然故我，荒废政事，遨游山水。
司徒刘义康（宋文帝的弟弟）派人捉拿他，他竟兴兵拒捕，犯下死罪，还写出了“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的反诗，把刘宋比作暴秦，流露出怀念东晋之意。宋文帝爱其才，仍然不忍杀他，判他流放广州。
公元433年，谢灵运流徙广州途中，密谋使人劫救自己，终于惹恼了宋文帝。他因“叛逆”罪名被处死，终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是个矛盾体。
他的门第和才华，使他从一开始就调高了自我期望值。他渴望着像祖辈一样施展抱负。
然而，他的门第和才华，又使他从一开始就受限于放诞狂傲的性格，备受猜忌，不堪大用。
若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观其一生，会发现：“高门广户，芝兰玉树”既是上天恩赐他的礼物，也是他终生无法摆脱的诅咒。
他汲汲于功名，却终生不得其门而入。他寄情于山水，无心而为之的山水诗却成为了他的标签。
在他化为尘土一千多年后，历史书上记载着的，也许是他最不在意的一句话：
谢灵运是文学家，也是旅行家。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被称为“山水诗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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