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班主任研究》读后感之二十二：
思，源于中国班级、中国班主任
——从《中国班主任研究》到武义县精英班培训的思考第3稿
3月5日的精英班培训已过两天，然而我依然为当天交流对话的班主任们感动着，因为那份用心，那份情怀，那份“无所畏惧”。而今天的阅读源于以下123：
源1：
今天雷校长找我谈关于“首席教师”招收团队的事，他说：“程露，你这么一个人在拼命地做，是不行的，肯定需要团队。”是的，我何曾不想。然而，去年一年的时间，我曾经找过我认为非常认真的五、六位老师谈起班主任工作的变革与重建，或许是因为日常的工作过于忙碌，更或许因为不知所云，以致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我曾经不止一次与校长谈起这样的困境，一己之力真的是无奈。然而，我却在精英班中看到了像蓝老师一样疯狂的人，像叶老师、李老师、巩老师一样奋勇前行的人。在她们的班级中每天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动人的情感在发生。她们投入并享受着这样的工作。
源2：
在中国班主任研修群中，张鲁川主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西方国家尽管没有中国意义上的班级，但有很多社团、俱乐部等学生共同体，而且无论在制度和精神维度都具有民主的文化底色。但我国的国情不同。
我上次提及伦理实体的概念。事实上，无论从独生子女政策后的家庭结构变化，单位到企业的转制，以及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都在解构传统的伦理关系，造成人的个体与实体的疏离。走班制的实施会进一步消解班级的伦理属性，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在这一意义上，我不看好目前实施的走班制。
很赞赏董老师的研究意识。我在徐汇也调研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中。董老师的问卷调查让我更为担忧。学生对走班的利弊评价基本集中于教学和管理，几乎没有涉及班级对人的生命成长方面的影响，这说明当前我们对班级作用的狭隘理解已经成功地影响到了学生。这也是新基础教育和李教授目前的班主任研究致力于改变的。
学校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教人做人，而不是知识授受。否则外面的教学机构都可以称之为学校了。目前学校的很多做法都在消解其合法性。
源3：
在2018寒假生活与学期生活研究群中，常州龙虎塘的顾惠芬校长分享了《最芳华，我们的“创意中国年”——记2018诗意龙娃寒假生活成果博览展销会》。他们的“小学生综合创生式幸福作业”在持续的五年中，逐渐形成了以教师、家长、学生三力驱动，学校、家庭、社区资源三环交融的教育新世界。他们从个体到班级到学校，班主任老师们引领协助，学生们在重建中感受人与事，成就人与人。
这1中国学校急切需要班主任主动投入研究。这2张鲁川主任强化了中国“班级”，中国“班主任”的中国特色。这3真正的凸显了班级在学生成长中是不可替代的伦理实体。
于是，再次拿起书来，翻看起张鲁川主任的《高中走班制改革背景下对“班级”本体价值之思考》。
一、班级是育人的公共生活场域
班级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何种样态？从实然角度而言，班级有两种主流形态：班级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班级被视为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然而这两种形态是基于班级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唐云增老师将班级的发展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的整理：
从班级的形成与发展来看，这两种组织形式基本是班级的外在价值或工具性价值，即作为教学组织形式，是为了提升教学效率；作为学校基层行政组织，是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如果班级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一定会被替代。然而我们现在的看到的班级，绝对不仅仅是教学和管理的，那“班级”又该如何解读？张主任提出从自然形态上看，班级是一个一群年龄相仿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交往和参与各种活动的主要而稳定的场域。而在这样的场域中，学生们会产生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班级便是学生一个更为直接、频繁，利益关联也更为紧密的存在。如此这般“公共生活场域”的班级样态中，班级成员以班级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目标，班级公共权利为全体成员所共享，公共事务由全体成员所共治。班级成员是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每个成员通过积极承担共同生活的公共道德义务，在促进或增益能惠及每个成员的公共福祉的同时成就自己，养成公民人格和品德。
二、伦理实体的班级更符合中国特色
张主任认为，作为“公共生活场域”的班级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即适应性功能和超越性功能。班级作为一个学生们共同生活的场域，恰恰为学生感知、理解、认同和践行道德提供了载体。而这种生活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不能是松散的、流动的，而是植根于一种类似黑格尔提出的“伦理实体”中，本质上属于一种伦理关系。正因为我国的玫级是一个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较为固定的群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有着基于目标和愿景实现的班级成员在群体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学生在高频高强度的人际交往中，建立了友谊，产生了情感，形成了对班级的依存感和归属感。当我们的班级成为育人的场域时，人们才会真正地去思考社会的发展需要怎样的公民，那我们就需要培养怎样的人？于是我们会渐渐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具有‘公共生活’属性的班级中，学生才能清楚了解公共生活的意义，掌握参与公共事务的技巧和方法，形成既能独立思考，又能承认自身知识和身份等局限，勇于听取和容纳不同意见，超越‘无知之幕之悖论’作出‘公益’的判断和决策的公共理性，以公共责任和担当，通过民主、平等、理性的对话、协商和行动的方式，积极参与班级公共事务，实现最终能惠及每个成员的班级公共利益。”
回想我们的班级，许多优秀的班主任们喜欢与家长为友，与孩子为伴，在班级中形成情感的关联。再次想起开学第一天，蓝老师班级中家长与老师与孩子间的美好情感，家长无时无刻都流露出对老师的感恩与敬佩，老师总是乐此不疲地为孩子们的成长无私付出着，从交流对话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就足以感受到班级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更是他们共同生活成长的场域。于是，我们会忍不住思考，“走班制”是否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伦理实体，我想可能可以，但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判断。因为就在今天，学校本学期的第一次和乐课程结束，我刚走出办公室，就有一位三位的同学向我来告状，说是我们班的孩子把她的剪刀弄不见了。一问才知，是和乐课程的老师说是那个位置是我们班两个孩子坐的，可班里的两位同学也并没有看见过。虽是一件小事，但是无论是任课老师还是孩子自身，对于班级的归属感是强烈的，对班主任的依赖也是强烈的，他们非常清晰地划分了班级的界线。这是中国班级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个班的孩子们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虽然会吵闹，但当有其他竞争班级时，他们自然会一致对外。毕业后，我们的孩子几乎都会选择回到母校看望老师，学生与老师间的情感是不可替代的，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甚至是终生的。不可否认，外国的“走班制”或许更利用孩子自主独立地成长，但对于中国的孩子而言，关注人本身比知识的习得更为有益。我们或许会因为孩子暂时的学习进步而高兴，但我更相信，我们会更满足于培养一个健康、向上、阳光且充满情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