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之路虽然坎坷曲折、充满心酸，但是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了一名教书匠，吃上了公家饭，吃上了商品粮，成为当时村人羡慕的对象。
那个年代对教育不像今天这重事，也没有那么卷。我是九岁上小学比现在晚了三年。那时村里有没有幼儿园，上学前什么都不懂，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连十也数不到，至于儿歌古诗听也没听过，可以说上学前在家里没见过一本书，甚至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见过。父母斗大字不识一个，整日在地里干活，有时晚上还夜战（下地干活，有月亮时）有时开会学文件，所以根本顾不上子女，什么时间上学态度是顺其自然。幸亏是社会主义社会，大集体时代，不到劳动年龄都要到学校读书。那时学费很低，不足一元，基本没有失学的儿童，除非聋哑呆傻。
记得我的第一任老师叫刘好栓，报名时我连大名都没有，老师就在小名前加个姓，家世篇已说过叫高和平，幸亏小名还行，根本没经过家长同意，你说荒唐不。小学在一处村头院子里，有三孔窑洞，老师住一孔，其余两孔窑洞做教室。二五年级一个教室，一三四年级一个教室，两位老师教我们。只开语文数学两门课，音乐课就是教几首儿歌或革命歌曲，体育就是院子里玩耍，丢手绢，打沙包，老鹰捉小鸡，打瓦（把石头瓦块栽倒地上，然后拿石头投掷，谁打到谁赢，然后不断延长投掷距离）。一点也不正规，玩好就行。
那时也没有升学压力，上大学招工都是推荐，根本没有考大学一说，认真的就学得好些，贪玩的就学得差些，家长也不太过问，一切都顺其自然，好在我胆小怕事，害怕老师批评，上课能认真听讲，作业能认真完成，没有留过级。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那时小学老师换得比较勤，几乎一年一换，又不统考，质量如何，没人在乎。加之我们村名声不好，好老师都不愿意来。最让我怀念的是郝昭明老师，他是北京插队知青，69年到我村插队，我是七一年上的学，北京知青有文化见过广，教学自然非常在行，他有幸成了我的小学老师。
据说我村插队知青是北京四中学生，大多高中毕业，学业好人品优。我们当地老师都用方言上课，而郝老师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读音之标准没得说，认真程度没得说。记得每次考试他就用复写纸（一种深蓝色纸张，可以复写）给我们复写试卷，犹如今天的印刷试卷，其它老师则把题抄到黑板上（那时黑板木板拼接成的，用墨汁一染就是黑板，没有今天黑板大黑），学生抄题答题。可能受北京学校影响给我们制作试卷，很正规。每当放假都要布置假期作业，并且把我们编成学习小组，配有组长，组织假期学习。他教了我三年，收益匪浅，学习进步很大。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村的知青，后来才知他家庭背景一般，人又老实，没人帮忙，可是他的不幸成了我们的大幸。记得他非常同情家贫的孩子，经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这些孩子们，他在离开我村时送我一顶棉帽，像我们这样家庭哪里享受过这种待遇，这顶帽子我戴了几年舍不得丢弃。2002年他从北京回来探望老乡们，还到我家坐了一会，谈话中得知，他回京后待业两年，77年考上东北大学，现在是一名语文老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从此以后再未谋面，我时常想起郝老师，非常感激郝老师，他让我打好了小学基础。
那时小学读五年，也没有升学考试，一律上初中，因我村没有初中，就到邻村北阳村上初中（那时有队办中学，目的是为了普及初中），也就是我大姨村里，不住校走读。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每天带两顿干粮。北阳距我村五里路，那时也不测量，都是大概数字，得走得走四十分钟左右。每天起早贪黑，那时有十几个同学，一路大呼小叫快乐无比，也不觉得累。
夏天晴天自然一路顺风，平平安安，但是到了冬季就格外受罪。好像那时冬天格外冷，也可能穿得少。北风呼啸，尤其大清早冷得人直打颤，但再冷也得上学，不能随便旷课。即使风吹雨打日、道路泥泞，也要按时到校。记得那时还要上早操，一般都是五点起床，那时因年纪小瞌睡重，总是睡不好。那时家里没有闹钟，全靠同伴们互相喊叫，都是父母叫醒，灯也不点（煤油灯），背起干粮就上学。有时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迷迷瞪瞪走到学校，有一次尽然走到路旁的酸枣树林中，扎的满脸是血。最怕是下雨下雪天，家里没有雨鞋，布鞋又不抗冻不抗湿。到了学校手脚冰凉，那滋味真不好受，湿鞋要穿一天，冬天手脚皲裂，疼痛难忍。
那时一天带两顿干粮（早饭午饭，晚饭回家吃），没有什么下饭菜，只带酸菜或盐生菜。干粮也是玉米面蒸的团子，每天四榴（四块），家里人口多，每天我就拿走四榴，剩下还有五口人要吃，很是紧张，因一锅蒸团子有数，所以为了给我留干粮，就藏起来，怕弟妹们偷吃。由于家境贫寒，只能带玉米团子，从未带过白面馍馍或饼子，村里光景好的，时不时能吃上白面馍馍。玉米团子就酸菜，吃得只吐酸水，就那样也是家里省出来的。十几个人的干粮一口不太大的锅（二号锅），满满塞一蒸屉，轮流值日热饭。早读一下开始吃饭，课桌就是饭桌。喝水就是熬锅水（就是热饭锅底用的水），由于人多水少，一人只能喝一点，一天基本不喝水。夏天渴的不行就到老师那里讨凉水喝，胆小的学生不敢去，因为是塬上水缺得很，老师的水也是队里给送的。
记得那时教室不生火炉，还是瓦房，那个冷啊一言难尽。干粮背了一路，又挂在教室墙上，冬天冻得硬邦邦，锅小饭多如果火不到位就热不了，外滑内硬，难以下咽。手脚又冰凉打颤，只能互捅袖筒暖手，下课后跺脚暖脚。夏天中午午睡，学校腾出两孔石窑让午休，结果人多炕小挤的睡不着，又没人监督休息不成，只好趴在桌子上睡觉。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半。因为从我们这级开始实行夏季毕业制，延长半年，多受了半年罪。
初中教我们的老师大多高中毕业，有的甚至是初中生。我的班主任是本县插队知青叫李素梅，年轻漂亮，聪明善良，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她经常叫我小名，显得很亲切。她是本县高中毕业，教我们数学和化学，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的语文老师是第二批北京插队知青，她叫梁木森，插队前就在北京教过书，很有经验。她嗓音洪亮，大圆脸大高个，体格健壮，擅长唱歌，高亢嘹亮，非常好听。物理老师老牌高中生，他非常严厉，有偏见而且很傲慢，不易接近，我非常不喜欢他。至于其它老师都很一般，我们那时候九门课全开，政治地理历史动物植物，就是没有英语课。老师本来稀缺，只能用插队知青，有的水平还行，有的就是照本宣科。你想我们的学习成绩能好到哪里。
虽然老师水平不高，但都很认真负责，考试还是很严格。每学期都要评三好学生，那时品德要求还是很高，不像现在只是个摆设。我们班三十多人，只评四个三好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要求每门都要上80分。其它三名好学生个子都小，年龄也比我小，都坐在第一排，只有我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除了物理老师大都很器重我，因为其他三个家庭条件都很好，物理老师有点嫌贫爱富。有时我物理考了80分以上，就露出怀疑的眼神，但我在最后一排，周围都考得比我低，也就无话可说。
班里每学期还评劳动模范，我常常是全票当选。那时我话少肯干，我们上初中那回劳动特别多，生产队秋收夏收都要参加，到砖窑装砖出砖，每次劳动我都非常卖力，从不耍奸溜滑。记得上小学时麦收季节，大人前面，后面收割，我们跟在后面拾掉在地上的麦穗，老师为了鼓励同学们干劲，称斤排名奖励，我每次都能拿到奖。学校奖励也很实惠，除了奖状，就是墨笔纸张作业本，基本不要家里买钢笔墨水作业本。
我记得升到三年级，老师要求用钢笔写字，我爸就给我买了一支灰色螺丝帽钢笔，记得是六毛二分钱。我当时爱不释手，用心保存，有一次地里劳动，挖玉米根当柴烧，挖出来的玉米要打根上土块，那时为了时髦，钢笔都别在上衣兜。可能弯腰掉在土堆里，回到家发现钢笔丢了，惊恐万状，天黑了还跑到地里土堆中找钢笔，幸亏找到了，以后就倍加小心，上山干活再不敢带钢笔了。上了初中奖励的脱毛钢笔，价格几元钱，很值钱，当时叫高级钢笔，我视若珍宝，倍加爱惜。铁制文具盒从来没享受过，用的都是废弃的装青霉素针剂用过的纸盒子，不结实容易破，容易湿水，见水就软。这个也不多，要找赤脚医生讨要。
初中毕业那年已经是一九九八年夏季，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国家非常重视教育，高考已经恢复，大家上学都有了目标，都想跳出农门。学校也重视起成绩和升学来，班里的尖子生成了关注的对象，我也是其中之一。升高中报名时，家里不让报考，因为年年出粮钱欠债，粮食年年不够吃，我妈想让我回家下地劳作，挣工分多分粮食。这时班主任校长急了，学习这么好，能给学校争名誉却不报名，替我着急，我当然想继续上学读高中，但拗不过爸妈。后来我村所有同学都报了名，父母怕以后落我的埋怨，就勉强同意报考，并且生气说吃的我们管，上学费用自己看着办。当时可能说的是气话，但我认真了。
整个暑假我早出晚归挖药材卖钱，晚上天一明就背着干粮（不拿水）出发，夏天天气炎热，饥渴难耐，我都扔了下来。中午回来吃过饭再出发，晚上天黑才回家。远志草、甘草根、柴胡、黄蒿芽、蒲公英都可以卖钱，但远志草最贵。每天能挖两簸箕，晚上全家人碾远志草，把皮剥下来晾干，然后到供销社去卖。我一个人几乎走遍了我村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越是没人去的陡峭地方，远子草越粗，皮越厚，量越足。一个假期我不但置办齐了上学费用，还解决了家里的基本开支，父母无话可说只好让我上高中。因高中在县城，要住宿舍，要有毛毡，要有褥子，要有床单，要有枕巾，这些我都置办齐全，开学用的报名费书费文具费都备齐了，我终于可以很有理地上高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