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钟书

我第一次和钱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钱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折阅。后来钱钟书跟我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生惯养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取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子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北京开始有煤气罐替代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着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怕钱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的和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了孩子。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的确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的回去了。然后他又干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的回去了。下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的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公寓后，真的全部修好了。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前家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媛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就这么轻易失散了。“时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清醒的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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