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国古代园林营造,还是中国现代园林建设,都是善于遵循一个经典法则的,即为借景——将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大背景而创造经典园林景观,使自然风景与人造景观融为一体,正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将借景这种古今园林景观艺术的营造手法运用于人生创造,或完成一种创造性的人生,不是更具意味和更多价值吗?
人生之借景而创造,特别是实现创造性的人生作为,我以为,最在由语言而思想的“借景”创造。
在近期思读古代与现代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顿生一个想法:历史思维地看,一切话语与著作都是“接着说”,但若独立创见,关键在于“借景”上的善于——善于在经典作家话语与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话语和思想体系。
语言与思想上的“借景”,是为不难亦难。不难,在于可“借”者众多;难,在于“借”谁和怎样“借”,最在“借”之标准和选择,及其之后的实干、实干、再实干。
我认为并主张,“最为‘有理’的理论,最为‘讲理’的理论,最为‘彻底’的理论,因而是最能‘说服人’的理论”,该是我们“借景”语言与思想的一个主导标准。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能够“没理”吗?能够“不讲理”吗?“讲理”不“彻底”能够“说服人”吗?“有理”并“讲理”、“彻底”并“说服人”的语言与思想有很多,但至上者则是哲学语言与思想,格言警句是这方面日常为用的一个典型例证。若能系统修炼一种哲学语言与思想,不是更为加强自己语言与思想的说服力?所以,在“借于谁”上,我建议选择孙正聿哲学文本——一种最为优美语言、最为沁人心脾的哲学文本。
当然,若让孙正聿哲学语言与思想成为创造自己人生风景的大背景,是非常需要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所倡言的“认定某一事业,始终以之不半途放弃”的执着作为的,非如此“说嘛就是嘛,要实做”,是不可能成就自己的人生风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