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于后主刘禅之印象多来自《三国演义》，而多有诟病。然历史真相却需追本溯源，翻查正史载录……

《三国志·先主传》引注《诸葛亮集》之《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脩，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即刘备尝云：射君到访，说诸葛丞相赞叹你聪慧且有度量，成长空间远超所望……

「射君」者，参正史载录，唯射坚、射援兄弟尔。

《先主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载，‘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贤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诸葛亮以援为祭酒，迁从事中郎，卒官。’群臣拥立刘备汉中王时，即有射援，位列诸葛亮之左。

首先，不能排除诸葛亮借射援之口，向刘备传达支持刘禅继承大统的政治目的。

但诸葛亮亦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云，“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简而言之，真实的刘禅并非小说笔下那个「扶不起的阿斗」。

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复观刘禅「乐不思蜀」之典故，却是有些耐人寻味……

参《汉晋春秋》载，‘司马昭宴请刘禅，故意安排蜀国节目，旁人皆为之感怆，唯禅喜笑自若……他日，司马昭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后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

会司马昭复问，刘禅依郤正所述而对，司马昭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而左右皆笑。

刘禅既非愚笨、亦非无心，又岂会无知无觉。却能坦然自若，可见刘禅情商城府之深，政治警觉之高。无论郤正此举，是受命主动试探，抑或出自忠诚，却被监视察觉。

刘禅应变之强，其神色、演技甚至连司马昭亦无所察觉。

恰如周寿昌于《三国志集解》云，‘后主能作此语，亦复非常，后来对晋主语，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

可以说，「乐不思蜀」实是对刘禅最大之赞誉。刘禅以此全身而退，安然躲过司马昭之反复试探，进而保住性命得以安度晚年。换言之，刘禅实则深藏不露，绝非泛泛之辈。

那么，刘禅既非庸才碌碌，却是为何选择不战而降……

首先， 蜀国后期国家已是积贫积弱，先后经历诸葛亮、姜维十七次北伐，虽是胜多败少，却不及魏国雄厚，国力已是难堪重负。

故面对如此危局，蜀国可谓一触即破。

其次，政阀派系林立引发社会矛盾。刘禅执政二十九年间，十次大赦天下，亦反映出社会内部矛盾之激化。

同时，姜维的错误策略，导致汉中失守；诸葛瞻战死绵竹，以致政局失衡。外来势力逐渐凋零，本土势力却是扶摇直上。面对邓艾兵临场下，谯周劝降，群臣默认，蜀汉内部充斥着投降论调。

世家的本质不过是良禽择主，以求延续，故刘禅是不得不降。

即使刘禅顽强抵抗，誓死不降。恐转瞬即会被蜀中世家，暗中里应外合献城。背主求荣之情况，随时可能上演。对于群臣的心思，刘禅是心知肚明。

况且刘禅面对魏军兵临城下，内外消息绝断，刘禅无法精准判断。

故与其最后城破、家亡，再被蜀中百姓唾骂、指责，尚不如主动投降，以换取仁德之名。

退一步而言，如今汉中失守，即是逃过此劫，亦不过是苟延残喘。故王隐在《蜀记》中道，‘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

刘禅十七岁继位起，蜀汉内忧外患，刘备不得不将江山托付于诸葛亮，并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故诸葛亮能够数度北伐，皆有刘禅背后鼎力支持之功。后世仅看到诸葛亮台前霸唱，却忽略了刘禅幕后勤苦。

《晋书・李密传》载，张华问密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反映出刘禅之度量，能够理智的处理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

但所谓「政在葛氏，祭在寡人」之语恐不符实，因其出自《魏略》所载，刘禅幼年走失之故事，与《三国志》所载相悖。

《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刘禅建安十二年（207）生也。与《二主妃子传》中「后主生於荆州」，以及《杜微传》云，建兴二年（224）诸葛亮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所述吻合。

而鱼豢《魏略》所云，备败於小沛，后奔荆州，刘禅已时有数岁。

备败於小沛时，时建安五年（200）。至禅初立，年二十四矣。故裴松之注云，此则《魏略》之妄说！以此推之，所谓「政在葛氏，祭在寡人」亦是如此。至少《魏略》所述，只是以曹魏角度观测的表面现象。

实际上，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一直暗流涌动，并非绝对地和谐统一。

参《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换言之，刘禅是拒绝为诸葛亮于成都立庙。

虽《周礼》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即秦汉礼制唯天子可立庙，有功之臣可配享太内，而不可单独立庙。

但所谓「礼秩」，不过托词。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文中即有言，‘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说明民间自发立庙祭祀的情况不在少数。

但诸葛亮死后数十年间，民间唯有「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并未有自发立庙之举。换言之，其中恐有官方力量在暗中阻止民间立庙。

直至二十九年后，景耀六年（263）春，刘禅方被迫为诸葛立庙於沔阳，而非成都。可见，刘禅深忌诸葛亮民间之影响。至于诸葛亮死后，刘禅褒扬孔明，言辞切切，感人肺腑，曰「朕用伤悼，肝心若裂」，不过官方辞令尔。

所谓因《丞相亮卒上疏》，而杀李邈事件，亦是同理……

《华阳国志·卷十》载诸葛亮死后，李邈尝上疏庆贺。将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言诸葛「身杖强兵，狼顾虎视」。实际上，即是益州集团对于后主的一次试探。企图在荆州集团群龙无首之时，重新洗牌、瓜分利益。

故后主「下狱诛之」，旨在维持政局平稳，而非心系诸葛。

《三国志集解》对诛杀李邈之举，则是对比「唐魏元成仆碑之祸，明张太岳籍没之惨」，赞叹「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故《诸葛亮传》引孙盛云「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之叙述并不准确，或许存在性格因素。

但刘禅并非不猜忌，而是以大局观考虑朝局之稳定。毕竟诸葛亮虽已故去，却执掌国政十一年之久。故刘禅始终采取柔和手段，避免蜀国局势动荡、群臣惊疑忧惧……

刘禅先后两次立张飞之女为后，想来并非全因其美色；亦分别将女儿嫁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孙关统。旨在拉拢、提升外部势力，以调和、平衡本土势力。

诸葛亮逝后，《后主传》载，‘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并废除丞相一职。

建兴十三年(235)，夏四月，拜蒋琬为大将军，以缓和废除蜀汉丞相一职之影响。延熙二年(239)春三月，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

又《费祎传》载，‘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

刘禅迁蒋琬为大将军、大司马，主管军事，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和，主官政务，以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防止权力过重。

至蒋琬卒，刘禅乃自摄国事。至此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成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同时延熙六年（243），迁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

延熙十年（247），迁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每当姜维兴兵，皆遭到费祎节制，将姜维率领的军队压制在万人以下。换言之，刘禅在不断收归权利，并利用文、武相互节制。

而董允于延熙九年(246)去世后，费祎以陈祗接替董允任内侍。但延熙十六年（253）春，费祎被刺身亡。费祎的意外身故，破坏了对于姜维之制衡，使得刘禅措手不及。

故《董允传》载，‘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於维。’

陈祗的底蕴不比董允，又何况费祎。实难以与姜维抗衡，刘禅亦不得不加重对于宦官黄皓之「信赖」。

《后主传》载，‘景耀元年(258)，宦人黄皓始专政。’因陈祗死于景耀元年（258）。

后主不得不以黄皓牵制姜维。故刘禅尝言，‘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凡宦官专政，皆是帝王用以制衡外臣的之手段。如东汉宦官与世族之争、明朝宦官与党人之斗。

然史书只由士族所书写，故而宦官皆为替罪羔羊，以隐藏士族背后之龌龊。

纵观刘禅之帝王心术，可谓如火纯青。且不着痕迹，让后人难有觉察，是谓大智若愚，颇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感。

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之理。表面不动声色，却于暗中步步为营，缓慢调整，以确保朝局的长期稳定。如果人皇帝辛、隋帝杨广有刘禅这份心力，亦不会有周、唐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