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祖父逝世之后，祖母就带着我在乡里的一处地方租了个房子——在粮站的院子里，里面住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妇女和上学的孩子。周一到周五上学，周六周日和寒暑假的大多时候，我就会走上几里路去姑姑家里，做放牛和收割水稻的活什。就那样在那座小院子里，我度过了小学和初中的约莫七年的光阴。那期间很少回故里，有时回到村里总忍不住跑上去看看，才发现故居周围早已杂草丛生，荆棘遍布，将人生生挡在了门口，想要探身进去看一看都已然困难。因此早些时候，我对于我生养长大的那个地方似乎也因为这些障碍变得陌生。高中时，祖母为了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一并上了县城，在一所小学旁边找了个屋子。毕业后，为了让祖母可以得到亲人的照顾，家又搬到了乡下。上大学一年，为了方便，父亲又把祖母接到了县城，在日西河东岸的小栋简装楼房里，临时安了家。而那个我呱呱落地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农村的家，就在十数年来的搬家中，渐渐模糊了。
直到前几年，有了利好政策，父亲才从海南回来，将老家的房子拆了，拓宽了原来的宅基地，重新打了地基建了房，我才开始每年回到老家。
前年出来之后，我回过两趟家，每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加上过年的这趟，也没凑够一个整月。我虽然对于漂泊早已习惯，但是每次在归返途中，当熟悉的风景和乡野的春光一点点映入眼眶，而我不能长久观望时，我的内心莫名总涌起一丝沮丧。我总想，出来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不太喜欢外面的生活？我心心念念的那个在冬季寒雨阵阵，夏季湿热难耐的湘南小镇，带给了我什么？
回忆吗？也许是的，从小就诞生的回忆。
在我幼年在隔壁村庄念小学的时候，家里养了几只猪。大伯家里也养了些，于是大伯家的两个姐姐们每天轮流去地里扯些红薯叶收些猪篓草回来，用刀剁碎，再加些糠放锅里一煮，成了猪的饭食，一天两顿。等我年纪够了，上小学一二年级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和姐姐们一样，担起了自己家里的这份活。
在我的印象中，家里似乎没有种过太多的红薯，我便没有机会从地里扯些藤叶回来当猪食。早上被叫起床后，扛着个跟人一样来高的竹篓出去，在村子的田地里、四周的田埂的草野、放牛的山坡上找寻猪篓草。母亲曾带着我出去过几次，我便识得了哪些可以采哪些不能采。有时候草长得老了些，母亲便教我如何用镰刀割取它柔嫩的部分用作猪食。几次之后，母亲就没有再管过我，我就开始独立外出工作。在外割猪篓草有时候遇到同村三四十岁的妇女，她们会调侃我几句；有时候遇到陌生的植物犹豫割与不割时，往往会被周围这群人欺骗。我年幼的时候比现在活泼多了，满山里乱跑撒野，割东西也是快的。常常割了半篓草准备走的时候，人家跑过来一说：“这东西猪不能吃的，吃了会拉肚子。”我就信以为真的倒掉，换个地方找我熟悉的草食来割。当我割完回到之前倒掉草的地方时却发现东西早就没了，我才知道我受了别人的骗。我从那时候起开始觉着：大人的心并不都是善的，大人的话并不可全信。之后我就学的聪明了许多，不管什么都先带回去，等母亲辨别之后我再出去补割。母亲每天给我安排了任务，在家里堆放猪草的地方有一个位置，我需要把它填满，大约就是两竹篓，踩实了的两竹篓。
我是提不了两竹篓回家的，一只手拿着镰刀，一只手环着竹篓的提把，借助腰间和臀部的力量撑着竹篓回家，往家里倒好猪食草，然后再出去。有时候遇见一片猪食草多的地方，可以一次性割个两竹篓，没人的时候我割完了一竹篓跑着回家，再跑过去。有人的时候，我快快的把足够两竹篓的草割好了整齐摆好，怕别人动就用镰刀压着，飞快的跑回去，再跑回来装起来。
然而并不是每次带回去的猪草都会令母亲满意。年少爱玩的天性总会出来作怪，有时候因为急着要去别人家看什么电视，为了节省时间，就会把草割的特别老，凑满一竹篓，却只有尖儿上的一头可以用。母亲询问的时候，我都会说我都去过哪儿哪儿了，确实没有才回来的。其实那些地方仔细看看或许是有的，我只是马虎地割了一落儿就换地儿。这时候，母亲也不会多说什么，拿过镰刀到周围的地方再搜罗一些回来。我则欢丫似的跑出去玩去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