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社会里，家庭主要有两个功能：经济互助与精神互助。 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如父母在后代身上头子，所以后代有隐形“回报”的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我欠他等；这个家欠另一个家的无限责任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减少个成员间利益交换执行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与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庭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两千五百年前诞生了儒家文化的背景。 儒家文化中有“三纲五伦”，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保险”，但这种保险是强制性的。子女从出生开始，就通过《论语》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从长者而内疚得无地自容。也就是说，“孔家店”是一种保障，保障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同时巩固上下阶级：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这些服从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是否有理。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就是把社会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请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 不以个人权力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严格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或许舍得更加稳定，但代价是止步不前，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 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家庭作为承担对象→儒家文化（中国发展出）； 经济功能→市场作为承担对象→社会政治法律就必须有相应内容：自由民主法治（西方发展出）。同时在此背景下的家更是用来进行兄弟姐妹、长辈与晚辈的感情交流的基础。 这就体现出了中西方的差异。那么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儒家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以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会提高呢？是否会导致家庭亲情淡化，反倒让人变成行尸走肉、醉生梦死呢？答案很明显，现中国逐渐将金融市场作为保险互助功能，人们的生活提高了，感情也更“开放”，亲情也更加“纯粹”。 再举个例子。一旦隐形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家族中退出，老人不必担心“老无所养”而受子女支配；子女也不用感觉到“孝”的责任压力。当然，子女也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还是会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在美国，父母往往想方设法多与儿女交流拉近距离，有意找儿女也感兴趣的话题去聊，以此培养跟儿女的感情，而不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对我有感情，而且要浓厚的那种”，否则家庭或是社会伦理道德都会压得子女喘不过气来。 现实是，在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而不是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与意愿，不是由经济原因所迫。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孩子后会照顾的那么好、那么的爱他们，并且不重男轻女。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经济目的占很大一部分原因，亲生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更有保障，而领养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重男轻女：男回报高，女回报低或为零。 其实儒家文化其中有很大的矛盾之处，或许初衷是好的，但应用到现实中却变了味。它强调重义轻利，而现实中却将义作为保障去谋取更多的利。或许儒家的本意是想把家庭构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加自由的扩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多彩。所以应当以市场作为经济功能的正确金融思想方向发展。
“养子防老”与现代金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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