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使者黑的、殷弘等人来到高丽后，高丽人便以美酒、佳肴、珍馐供奉着，一个接一个宴会确实让黑的乐不思蜀，高丽国王心里盘算着，只要黑的在高丽待上一段时间，舒服日子过久了，就会把出使日本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然而身在大都的忽必烈可不是好糊弄的，完成不了大汗交代的任务，回去就没有好日子过，眼见着高丽人就没有去日本的打算，黑的实在坐不住了，便几次三番的催促。最终在黑的的坚持下，高丽人只好答应黑的去船队看看。
在高丽人看来，生长在辽阔草原的蒙古人，从未见识过大海汹涌狂暴的一面，只要让黑的亲身体验到大海的凶险，才有可能打消他们渡海的念头。
幸运的是，冬季的大海本就阴晴不定，风浪滔天，现在便是出发的最佳时机。
清晨，黑的、殷弘等人在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的陪同下从江华岛出发，临行之时，高丽文班首席李藏用带着文武大臣上百人为使团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气氛也被烘托得颇为悲壮，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不就是出个海，有必要大费周章，搞得如同生离死别一般！”黑的心里嘀咕着，对高丽人的小题大做颇为不屑，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们导演的这出戏才刚刚开始。
李藏用将黑的、殷弘等人送到江华岛南部的草芝津码头，紧接着使团乘船行至江华岛的对岸便上了岸，然后改行陆路。
一行人经过各个州府，一路游山玩水，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合浦。
深冬时节的对马海峡，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海浪汹涌，宋君斐心想时机已到。
蒙古人乘船从合浦出发，刚行驶到巨济岛的松边浦，风起浪涌，数丈高的海浪不断拍打在船上，仿佛要将他们吞进海底，坐在船舱里的黑的早已被颠得七荤八素，头晕目眩，两股打颤。
黑的连连摇头，心想这海上竟然如此凶险，身旁的宋君斐一眼便看出了黑的内心的恐惧，于是乘此时机，假装不经意地说起中日朝之间古往今来发生的各种海难事故，什么船只触礁沉没啊，台风啊，海怪啊，还说什么日本远在千里之外，风浪太大，危险异常云云，黑的听闻，吓得面色惨白，使团中一些低级随员也不禁低声抽泣。这一路前途未卜，说不定还未抵达异国海岛，可能就葬身鱼腹了，想到这里，他们便异口同声，要求原路返回，如此一来，使船便止步于巨济岛。
然而，最终让黑的中止出使任务的，还不是所谓的风滔浪险，而是出使之前，李藏用写给黑的一封密信。
李藏用，字显甫，号乐轩，初名仁祺，本贯仁州，出身当地豪门显贵仁州李氏（庆源李氏），乃为高丽文宗时代的名臣李子渊的六世孙，侍中李颋的玄孙，换句话说，其家族世代簪缨，是妥妥的官宦子弟，可谓贵不可言。
从小含着金钥匙的李藏用，在家庭的熏陶下，早年便通过科举入仕，官至门下侍中。
元宗时代，他在高丽小朝廷中拥有多个官衔“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此人不仅仪表堂堂，聪明能干，而且才华横溢，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天文医学音律无不通晓，正是这样一个博学的通才，成为元宗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
早在蒙古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时任参知政事的李藏用随同世子王谌（即后来的忠烈王）前往蒙古开平府，他与史天泽、王文统、姚枢、忽鲁不花等蒙古高官进行笔谈，“燕语甚欢”，不仅消除了他们对高丽与南宋往来的疑虑，充分展示了高丽作为文明之邦的“小中华”形象，还博得了一众汉族官僚的好感，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王恽详细记录下来，王恽在记载中特意用“满月白皙，须发皓然”来描绘李藏用的风姿，他本人也有李藏用唱和的诗篇传世，被收录在《秋涧集》中，笔者在这里不妨列举一首：
恩波如海际天隅，一日京师识老苏。喜向嘉廊瞻汉相，疑随仙杖听嵩呼。衣冠自是乘槎客，文彩还惊照乘珠。共羡朝天蒙宠渥，三韩秋色满归途。
在诗中，王恽再次提到李藏用的卓越风姿，“乘槎客”喻指游仙之人，这里指李藏用衣冠之飘逸。不仅如此，王恽把李藏用比作“老苏”，即苏洵，并用“照乘珠”来喻其光彩夺目的文采，可见对李藏用的评价之高。
回国后，李藏用被擢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又加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以平定阿里不哥为名要求高丽国王亲自前来朝贺，包括元宗和武人政权的首脑金俊在内的高丽君臣都为之头疼，不愿入朝。李藏用则力排众议，请求元宗亲朝，获得元宗和金俊的首肯，他本人也随元宗入朝。
在这次入朝的过程中，李藏用用机智果敢的言辞，成功驳斥了永宁公王綧关于高丽军队数量的言论及蒙古丞相史天泽对高丽户口数量的质问，从而维护了高丽的国家利益，也在蒙古朝廷中收获了一批忠实的拥趸，甚至还有人给他画肖像相赠的。忽必烈称赞李藏用为“阿蛮灭儿里干·李宰相”，阿蛮灭儿里干（Aman mergen），蒙古语的意思是“口齿伶俐”，可见对其赞誉有加。除此之外，李藏用和翰林学士王鹗颇有些交情，他投给王鹗的诗篇流传至今。据说李藏用还和忽必烈所尊奉的“于阗法师”（可能是八思巴）讨论佛学，令这位法师大为折服。李藏用在蒙古朝廷的出色表现让他声名鹊起，不少蒙古人尊称他为海东贤人，如此一来也无形中提升了高丽在蒙古帝国中的地位。
想必在黑的前往高丽之前已对“阿蛮灭儿里干·李”的声望有所耳闻，因此收到李藏用的密信，自然会倍加重视。
那么李藏用在信中究竟说了什么？我们不妨看看这封信的原文吧。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弃之无损于皇威也。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虿之毒，岂可无虑？国书之降，亦甚未宜。
隋文帝时上书云：“日生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其骄傲不识名分如此，安知遗风不存乎？国书既入，脱有骄傲之答，不敬之辞，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艰险，非王师万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宽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试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之一封，莫如不降之为得也，且彼岂不闻大朝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然而不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至否。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于相忘之域。实圣人天覆无私之至德也。
陪臣再觐天陛，亲承睿渥，今虽在遐，犬马之诚思万一年。（《高丽史·李藏用传》）
李藏用一开始便开门见山，说高丽虽是日本的邻国，但实际上两国之间不仅有大海阻隔而且相距万里。汉唐以来，日本虽与中国偶有来往，但可不像我们高丽，岁岁都来朝贡，因此以往的中国朝廷并不在意这个荒蛮岛夷，他们来朝贡，朝廷就好好招待，若不来朝贡，也无损于皇威。
紧接着，李藏用将忽必烈吹捧了一番，然后强化日本不知天高地厚，傲慢无礼，冥顽不化，毫无价值的蛮夷形象。
他引经据典，介绍隋朝时，倭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上写着“日生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的语句，竟然想跟天朝的帝王平起平坐，毫无尊卑，毫无礼数，纯粹是一群傲慢自大的蛮夷。如今，天朝的这封国书一到，若换来个傲慢的答复，不敬的言辞，天朝的脸面往哪里搁，若就此息事宁人，则成为天朝的耻辱；若举兵攻伐，海上风涛艰险，很可能出师不利。
然后李藏用又洋洋洒洒写了一大段，基本意思就是奉劝黑的回去跟大汗好好说说，别费劲和日本搞什么外交了，就让这群不识抬举的蛮夷在那几个小岛上自生自灭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让日本通贡得不偿失。
当晚，黑的彻夜难眠，他将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数遍，思来想去，觉得李藏用说得倒有几番道理，于是在他的心理暗示之下，便有了前面巨济岛海面的那一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黑的与高丽人联合导演的一出双簧。
可是就这么让黑的空手而归，势必引起忽必烈的怀疑，于是元宗与李藏用私下一合计，又导演了一出“苦肉计”。
就在黑的一行人从海边回来，准备收拾行囊打道回府的时候，高丽元宗下令逮捕李藏用，罪名是未经国王的允准私自向蒙古天使上书，存有二心，象征性的处罚也下来了——流放灵兴岛。
另一个负责接待蒙古使团的高丽人潘阜也遭受牵连，流放彩云岛。
有意思的是，那天潘阜正在蒙古使节下榻的公馆里与黑的喝茶闲聊，突然一群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高丽武士，冲入屋内，扯住吓得破防，涕泪纵横的潘阜的衣领。性格耿直，心思单纯的黑的不禁大怒，诘问其原因，知晓了事情的原委，黑的立即将李藏用的密信交给了高丽人，还说：“我要把这封信带回去呈给大汗看看，若大汗采纳了，定是天下百姓之福，若大汗不采纳，贵国又有何罪。”
此话一出，针对李、潘二人的处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皆获得了赦免，高丽人导演的这场戏完美收官。
数日之后，黑的启程回国，第一次出使日本未果。
高丽元宗特意派宋君斐与黑的一同前往中国，并向忽必烈汇报使者未到日本的缘由，《高丽史》中记载了这段话：“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仅遣陪臣宋君裴等，板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仪，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当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戈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
元宗王禃说，高丽陪同使臣未到达日本的原因是在巨济岛遇到大的风浪，考虑到蒙古使臣的安全，不敢轻易让他们渡海，就算到了对马岛，面对的不过是一群冥顽不化，不讲礼仪的野蛮人，若对天朝使者有不轨之举，该如何处置，且日本与高丽并未通好，只是对马岛的商人因贸易的缘故，偶与高丽金州有所往来。况且高丽与蒙古先前进行了30年的战争，此时的和平局面来之不易，人民急需休养生息。皇恩浩荡，大汗您体恤一下高丽的难处吧，如有可以效劳的地方，我高丽定会誓死报效，尽心尽力，不负皇恩。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元宗对高丽再次卷入蒙古与日本之间战争的深深忧虑。
而且黑的一见到忽必烈就说日本这不好那不好，无非是几座小岛和一群蛮夷，况且途中风滔浪大，说不定国书没送到，人就葬身海底了，实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头脑简单的黑的没有看穿高丽人的用心，但是精明的忽必烈立马就看出了王禃的小伎俩，得知出使日本的任务失败后，他勃然大怒，对黑的说：“长生天在上，我意已决，别拿这些借口来敷衍我！”紧接着，忽必烈又对黑的说道：“我再派你去一趟高丽。既然高丽人说此番路途艰险，不愿意让大蒙古国使臣冒风险吗，那就把国书交给高丽人，让他们出使日本。”
至元四年六月，忽必烈再次派遣黑的与高丽使者宋君裴携诏书回到了高丽，他在诏书中严厉切责了高丽国王的欺骗行为。另外，忽必烈还要求高丽准备一千只船和一万名士兵，不论将来是攻打南宋还是讨伐日本，都会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