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的生存智慧（一百七十六）：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清朝的军机大臣、东北总督，到北洋时代的相国和大总统，徐世昌在各个阵营之间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称得上是算无遗策。可是当他登上了北洋大总统之位后，却搞得焦头烂额，最终声名扫地，只得落寞辞职。徐世昌很有才能，并且洞明时势，知晓进退。他举人出身，在翰林院一呆就是十年，见惯了宦海的沉浮，也看透了庙堂的机关。所以他到袁世凯手下的第一天就能帮袁世凯解决了被弹劾的麻烦，又在之后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大展身手，成了北洋集团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以至于后来叱咤群雄的“龙虎狗”也只能算他的晚辈，得称一声“徐相国”。

作为袁世凯的朋友与合作者，徐世昌运筹帷幄，襄助袁世凯。甲午战败，朝野上下一片变法的呼声，戊戌变法刚刚开展，袁世凯、徐世昌也是其倡导者。可随着支持变法的光绪在和慈禧的交锋中败下阵来，变法维新者只怕连自身都难保全，更别谈富国强兵了。维新派把希望全部压在了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希望袁世凯对慈禧反戈一击。袁世凯当时很犹豫，迟迟难下决心。久居朝堂的徐世昌却深谙其中关键，光绪名义上是一国之主，然而主政的时间却短，根基浅薄，而慈禧太后把持朝堂两代，名臣将帅，几乎都是她的心腹。事已至此，大局已定，与其帮助光绪招来灾祸，不如投靠慈禧。在他的劝说下，袁世凯当即醒悟过来，向慈禧的心腹荣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躲过了一场宦海风雨。

不过，袁世凯也由此颇获恶名，却鲜有人注意到徐世昌在其中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水晶狐狸”的称号对徐世昌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徐世昌很像东汉末年祸乱长安的贾诩，看得准，算得牢，躲得好。徐世昌和袁世凯相互扶持，各自在官场平步青云。不过比起袁世凯军权在手的煊赫，徐世昌就显得低调得多了。所以清廷猜疑的目光一直在袁世凯身上打转，却从来没放到过徐世昌的身上。等到光绪、慈禧相继离世，袁世凯好不容易才保全性命，得以回老家养老，徐世昌却是稳坐军机大臣之位，加授大学士，总督东北，北洋的权力大半掌握在他的手中。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指挥不动北洋军，只得召袁世凯出山。清廷直到这时仍认为只有徐世昌值得信赖，加封他为太傅太保。可是徐世昌审时度势，已知清朝大势已去，为袁世凯谋划好了逼清帝退位、迫南北议和，助其登上大总统之位的连环计。果然，正如徐世昌所料，清帝逊位，袁世凯执掌中枢。徐世昌却不顾袁世凯的再三挽留，以忧愤时变的名义，以大清忠臣的身份归隐山村。徐世昌倒不是真的看开了权位，只是懂得进退，他还有颗热血的心，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和袁世凯有了三年后出山之约。之后袁世凯多次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当时对徐世昌的出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徐世昌岿然不动，大有“世昌不出，奈苍生何”的意味。

但是刚出山的徐世昌就碰到了袁世凯要称帝的事儿，敏锐地徐世昌自然知道以此时的大势而言，称帝不过是自取败亡，但也看出袁世凯决心已定，当即缄口不言，辞职而去。刚刚到手的相国，徐世昌说扔就扔，不带半点犹豫。他需要的那个恰当的机会终于来了，在段祺瑞和冯国璋因为府院之争相持不下，八面玲珑的徐世昌以其北洋元老的身份得任总统。他一上台，就宣布谋求南北和解，却没曾想他太久没在北洋的中枢，手下无一兵一卒，谁又肯听他的。他当时看别人的形势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到自己身上却犯了糊涂。

最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焦头烂额、四处奔波谋求和解的徐世昌，却只得到一个个白眼。在徐世昌就任北洋总统的第三个年头，粤、桂、湘、鄂之间征伐不止，他这个大总统有心无力，最终只能落寞地辞职。看着徐世昌的挣扎，总觉得特别可惜，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真正想为国为民出一份力，又恰处在那个位置的人，又是那么聪明，为何最后却落得黯然谢幕的下场。大概是他谋算得太到位了。以徐世昌的精明透彻，在古代当是陈平，贾诩之类的顶尖谋士，可是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徐世昌却少了一些担当，太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袁世凯一个人背了。逼迫清帝逊位、挟持南方屈服的“恶名”还是袁世凯的过失，他太八面玲珑了，以至于就任大总统时都要去请示早已逊位不知多久的溥仪。

他怕背上“不忠”之名，借口忧愤时变回乡隐居，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后辈已经是权柄在手，他所求的名誉在这些人眼里不具备任何筹码。太憨直的人固然难以胜任，太过精明也是不可。老子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八面玲珑的徐世昌算无遗策，为人处世力求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可一到担当之时，他总是很及时地躲开了，又怎么能承担得起社稷之重。记得有一句话形容明朝的清官海瑞，说：“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不可充栋梁。”那么用在徐世昌身上则是，先生如水晶狐狸，可以定权策，终难匡社稷。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能顾全自身已是不易，定国安邦又哪里是说得这这般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