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接受的是道德是让我开心的，是今天世界不是说在哲学系，普通人心里就认为道德就应该这样，因为道德就是公共人类公共生活的一个规则，这样是让我们开心，不能让我们痛苦，让痛苦叫什么道德。
第二宗教我们不谈了，全部是说，“万恶之首”，对人几千年没干过好事，是启蒙运动。宗教也完蛋了，国家从霍布斯和洛克开始，国家是一个不是神器，是机器。
他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人类，是保障我的生命安全，保障我们的人生自由，保障我的人格尊严，如果不行我们有权推翻他。一直到今天，国家就是一个工具，工具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我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不行换一个，原来和古人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近代科学的机械力学的方法，直接导致无神论、宿命论和工具理性。既然世界都是物理，还有一个原来是讲善恶的，现在没有人怕了，因为没有神，原大部分的人都是愚夫愚妇，他干坏事他不敢干，他毕竟说上帝他老人家在盯着你，你要干坏事，将来你要下地狱，他不敢。
但，现在对不起，没有上帝，还有一个是无政府主义，国家既然我的一个工具，我可以要他我也可以不要他，如果我觉得他不顺眼，我如果我觉得他在干涉我的自由，为什么不可以打到政府？
所以，无政府主义一直到今天，咱们中国上个世纪40年代，无政府非常流行，因为年轻人特别容易接受，我人凭什么要有人管，政府完全可以不要，政府机构光是从我们这里拿所得税，他有什么用，有这么一个思想很流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无神论者，当时文革，每天早晨干什么活。农民出来由队长来分配干活，他专门去管理的妇女，女社员干什么活有他们来管。
农村里面妇女干活比较轻的，比如除虫，农药都是很轻的。他，比如我给两个女社员分配打农药，那时没有手表，因为农药一瓶上面写好，他是原液你必须兑水。这不能打的太浓了，兑水了以后，比如他的正常比例，一比1:20水配好，打到蔬菜上，虽然也有害，不碍事，但是，你如果1:10，那就有毒了，而且吃下去对人体有害。
当时，两个人把这两瓶水打完，因为按照你1:20，打完大概一上午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但，你1:10和1:20的时间哪个更短？当然1:10短，打完就拉倒了，他们都是对折，根本不按照比例来。
打完以后回家，他知道不知道这有毒，当然知道，他说，打了两块地，不要去吃，反正我们菜卖给别人跟我没关系。他说在他们老家，这种事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中国人相信有老天，你做事情不但自己缺德，祸延子孙没人敢干，但是，他说解放以后，学科学学文化没有老天爷的，这世界上没有的，哪有什么老天爷尽管打。
无神论，三鹿奶粉出来后，报上不断有人在呼吁说，一个没有敬畏的民族是很可怕的。后来温家宝说，我们还是要有敬畏感，敬畏大自然，你没有敬畏感，什么都不怕，可是你用这种唯物主义去理解大自然，敬畏感只是嘴上说说不害怕，因为他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打了不要了，你能怎么样？
别人吃了，倒下去吐白沫跟我没有关系。我良心上不受谴责。所以，没有敬畏感，这真是很可怕的。而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现象，也不只是产生在中国，只是表象好坏而已。
因为所有的自然问题都可以用机械论来解决，自由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吗，哪怕是十七世纪，对宗教，对教会批判的最激烈的教会城市罗马教皇是两足禽兽的伏尔泰，他都看到上帝必须有，因为他说，如果人类一旦相信善恶没有一个最终的保证，善报必有善报，坏人必受惩罚，人类就要乱，他有一句很著名，“没有上帝，我们造也要造一个出来”。
不能让人会觉得，坏人有好报，好人要倒霉，他说地球上就没有善恶了。这时，他们至少已经意识到，世界上有的东西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十九世纪舒尔马赫就第一个就打出了旗号，不要用这一套来对待上帝。
宗教主要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
是因为我们情感上需要，人是有知情意三部分组成的，思想后来五四的时候传到中国来的，最终要有三派。一派无所谓，可有可无，这一块力量最小。另外有两派，一派是宗教是害人的东西，宗教是魔鬼，宗教是迷信。还有一派，宗教可以有，但是，这一派也不承认宗教有超越的东西，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就使得马赫的观点当时很流行，宗教要有的，如果没有，在纷乱的现代社会，良心无处安顿，人内心的感情无可依托。
我们人碰到想不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要有人安慰，上帝他老人家会保护我们，完全是出于人的情感，而不是出于其他问题。
所以，问题一直到了今天，我们照理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宗教应该没有完全了，宗教不但是，在校园不少，我不知道宗教教。后来有一次做活动，碰到有一个瑜伽的教练，他是威海，韩国人做的很过分。他说在威海你发展一个人物，会给你回扣，变成生意了。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艺术和科学并没有改善人的道德，反而是败坏了人类的道德。似乎是继续了卢梭的悲观的观点。
因为康德和斯宾诺沙是启蒙哲学的模范，是理性权威的堡垒。康德哲学代表着一种理性哲学的科学，斯宾诺沙的哲学，代表着一种彻底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但是，他们的哲学也都写明了，理性探索的危险后果。
康德的哲学的后果是，如果把他不一致的对物自体的设计放在一边，他是世界上能认识的东西，都是由我设定的，或者是由我建构的，不被我建构和设定的东西是不能够认识的。
斯宾诺沙的哲学，如果去掉他表面的宗教语言，他实际上是无神论和宿命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几何公理推理出来。他的伦理学说，你就可以强烈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喜欢他，一步到位，年轻人都有这样，他这东西好，一步步推下来，你就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这么一个结论，很好。我曾经很迷他，当然斯宾诺沙也不是简单，但是，至少你从表面上给你一个感觉是这样，所有的我们按照几何学推理下来，前提是什么，推理是什么，他是一个宿命论和无神论。
但是，这两个最重要的哲学家，对宗教对道理最后都归于上帝。道德宗教和国家在以前之所以，对我们有归设作用，或者对我们有制约，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比方你要找出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你会说道德是为我方便而设的，不方便我可以改掉他的，游戏规则可以改的，人家会说你疯了，那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同样西方人也是这样，很多的悲剧就是这么产生的。上帝也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现在所有的东西，一个都是可以用机械规律解释的。第二是因果有关。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所有这些对人类生活行为有影响力的道德，上帝，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要听理性？
当时还有怕的问题是，经过启蒙运动熏陶的哲学家，你要叫他说再回到中世纪是不可能的，经过启蒙运动熏陶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会说，因为现在面临这样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放弃理性吧，这是没有的。
他们现在就非常纠结，会在两个极端，他们不能够放弃理性，而且他们认为理性就应该是道德和宗教之中。当然跟古代人不一样，古代人认为宗教和道德的基础，在老天爷在一个超验的天象，我们中国人讲天理。他们还认为道德和信仰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上，他们不能放弃这一点，而且他们认为理性是神秘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罪恶的唯一的解毒剂。
但是，他们与后来的理性主义者不一样，他们也绝不愿意放弃信仰，因为他们知道道德行为和社会生活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人，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他们毕竟还都是大思想家。
他们就觉得一方面理性不能丢，一方面信仰也不能丢，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信仰与理性之间如何做到一个平衡，似乎没有一条中间路可走，之前休谟在他26岁写的《人性论》中，他就预言了十八世纪末才变成的危机，就是理性的要求和信仰，哲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休谟他的推理把他引向了怀疑论的结论。
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些冲突，在和我们和朋友打过一圈牌，我们就忘掉了，他们的力量就消失了，他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装作不看见。但是，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德国人的宗教信仰要英国人更为深厚，时候他们就会出现虚无主义词，意义上是德国哲学家雅克里，在他看来，虚无主义是怀疑论者，他的理性告诉他要怀疑一切，他人，上帝，甚至是他自我的存在，都可以怀疑，他能够肯定的唯一的实在，就是我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