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1989年10月

许是云朵儿蓄积了无尽的泪水吧，这绵绵的秋雨，整整洒了一夜，又整整洒了一天。 

吃过晚饭，我站在阳台上，透过密密的雨丝，眺望甬路旁那棵果实累累的老梧桐树在秋风秋雨中瑟缩着，不时有几片黄叶飘下来，落在空荡荡的甬路上。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树儿也不堪这清秋的凉气了。

突然，校门外走进五个人，高高低低地撑着五把伞，面庞是看不见的了，但素淡的衣袖上佩带的黑纱却很分明。她们缩着头，径自向北宿舍楼走去。噢！我明白了，这是五个亲姐妹，今天是她们爸爸的祭日了，她们定是刚刚扫墓归来的了。老人们常说：“死的活的都快着哩！”

“又一年了！”我自语道。

度过一年，忙忙碌碌的人们，也许觉得极快，但失去了亲人的人们，凄风苦雨，愁云惨雾，这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是怎样的月月，天天，分分，秒秒地熬过来的啊！

雨，还在洒着，天色又暗下来，空中雾朦朦的，稍远点的东西已看不清晰，然而，那位长眠者的音容笑貌，却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他的形象，我总觉得是孔乙己与润土相融合的产物，一到冬天，又常令我想起“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藤野先生。他姓于，教研组的老教师一直呼他于学究，以至于我刚参加工作时曾一度以为他的名字叫于学玖。

他高高的个儿，极瘦，微驼着背，一张苍白的脸。说话时发出苍老、低缓、颤抖的音，有气无力的。二十多年的老病号，随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大把的药片往嘴里放。四十多岁的人，却是五十多岁的体貌，走起路来，蹒蹒跚跚，老态龙钟。他患面部麻痹症，脸上常贴着膏药。除了夏天，一年三季都戴一个大口罩，冬天，再配上那顶破旧的三大扇棉帽，在八十年代的中学校园里，便足以给见过他的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了。

他多子女，极象润土。据说，他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死了，三岁上得了白血病，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药费。从此后，再生的便是清一色的女儿，一连五个，人称“五朵金花”。老师们都说，要不是为了生个儿子，学究是不会生这麽多孩子的。这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把他家吮吸得一贫如洗。于是，人们常见他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一个湿漉漉的破麻袋，里面装些老白菜烂西红柿之类。有一次，我去他家借一本书，见他正在啃凉馒头，饭桌上是一个大石蒜臼。他放下馒头，从两张床底下费力地拖出五六个大纸箱，我们俩翻了半天，才找到了那本书。我说：“于老师，有个书橱就好了，你这些书，一个书橱怕都盛不下吧。”他咧了咧嘴，似笑非笑，头微微动了一下，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的博学，在本市是极闻名的，尤其是古文，常令人想起孔乙己，这也许是他得了学究雅号的原因吧。常有些毕业了的学生对在校学生说：“你们上三年高中，若捞不着听于老师讲课，那是终生遗憾！”我这个工农兵中专生，是常常向他请教问题的。刚毕业时，有一次，我指着一本书问道：“于老师，玛拉沁夫不是个男的吗？这本书里怎么提到他的处女作呢？”他听了仰天大笑，笑得老花镜溜到了鼻尖上，但这大笑里，却无论如何叫我品味不出一丝一毫嘲笑的滋味。他耐心解答了我的问题，从此，我便越发乐意请教他了。在我眼里，他俨然是一位博学、慈善、和蔼的老父亲。

有人说他死心眼，这确是真的。学校每年一次的补助，他从不申请。组里的老师每次催他，他总是笑笑，摆摆手道: “不用,不用!”有一次，一位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替他写了一份申请，他与那个老师将申请夺来夺去,终是没有交。有一年他送毕业班，老家邻居几次来电报催他回家处理房子，他竟也不请假。等学生毕业了，他匆匆赶回家，典他房子的人早已把房子卖掉，逃之夭夭去了海南，他白白掉了四五千元。人们要他打官司，他叹息说：“谈何容易！”人们替他惋惜，他苦笑说：“权当老祖宗啥也没留下！”

他人老实，好对付。人手一份的待遇，还有他的份，若是僧多粥少，他便常常喝不上。有一次提工资，名额有限，而他又只知道安分地等待，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组里的老师让他到上面找找，他只是抚摩着他多年来发表的那一摞文章，嘴里喃喃地说：“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他不善交际，尤其不善交通王侯。学生倒是不少，而且有的便做了官，但他又不愿麻烦他们。学生们常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他总摆摆手说：“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

这几年，他和同样做教师的妻子都提了工资，家里也就陆续添置了些家具。多少年来借用公家的一张课桌居然换成了写字台，而且还居然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老师们都说：“老于家总算好过了些！”然而，他积久的各种疾病也加重了，可他还是每天每天，拖着那两条因患关节炎而微跛的腿，挟着那一摞摞厚厚的作业本和书，向办公室走去，向教室走去。他常说：“人啊，简直就象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

终于，这台早就出了故障的机器，再也不能勉强运转了，于是维修它，给它添油，然而晚了。于是休病假，一个月，两个月，总也上不了班。开始，老师们还常去看看他，每次他总说：“人啊，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我这个人啊，成个废物了！”久了，各人忙各人的，人们也就渐渐将他忘掉。他的妻子忙于教学工作，总以为他的病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五个孩子都不大，也不懂得照顾他。

秋日的一个傍晚，天阴沉沉的，我踽踽地踱到操场去散步，见一堆人正在慷慨激昂地议论着什麽，仔细一听，原来是于老师去世了。

“虽然是长期病号，却没有致命的病，怎麽就突然--”我惊问道。

“不是病，是--”“怎麽走那条路呢！--”

噢！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人们继续议论着，深深的同情中包含着批评，说他太迂腐，说他心胸太狭窄，说他性格太懦弱。

我离开人群，沿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踱着。是啊，太迂腐，太狭窄，太懦弱，亏还是个男子汉呢！我在心里也责备起他来。责备之余，却又宽恕了他，人无完人，为什麽偏偏要求他是一个完人呢？宽恕之余，随即倒又自责起来：为什麽不常去看看他呢？过去不是常去请教问题的吗？如果常有人去和他说说话，也许--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寂寞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象失了翅膀的鸟，终日栖息在巢里，他大概是太寂寞了。

他躺在吊唁厅里，眼睛是闭上了，因为他太累、太乏，嘴巴却微微张开着，似有许多话要对人说。一批批新老学生，冒雨从几十里外赶到火葬场。追悼会出乎意料之外地隆重，隆重的令老师们感到了莫大的安慰。然而，我想，这一切，对于死者，大抵是无济于事的了。

板报换了一期又一期，但怀念他的文章，却一直没有人擦掉。还是他的妻子哭着请求老师们擦掉的。生活往往是这样，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极容易忽视他，而一旦他死了，才意识到他曾存在，想重视他，却晚了。

“又一年了！”我又自语道。

我把思绪拉回到眼前。我再望望那棵果实累累的老梧桐树，它已溶进了浓浓的夜色里，连轮廓也辨不出了。校园一片静谧，只听见那绵绵如丝的凄冷的秋雨，淅淅沥沥地洒着，洒着，如泣，如诉。

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得轻松些，但愿他不再寂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