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噗，噗”
“朱珍！朱珍！畏罪潜逃！畏罪潜逃！携带枪支，有知情下落者，立即报案！立即报案！”
清晨，大家还没醒，厂家属区那根微微倾斜的电线杆上的广播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这则通告，连放十次。躺在被窝里的人们，脑子里只有一个疑问：
咋的了？朱珍咋的了？
朱珍是广西人，在云南当过兵，营长军衔，转业后分配到水解厂，后来做过小学的书记。
开会的时候，他总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说：“毛在东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错，他总是说“毛在东”）
他家里有两个孩子，女儿是我爸的同学。
后来，朱珍担任农场书记。这官职油水不少。你可能会问，文革时也有腐败？
还真有。
农场里有很多“小青年”——这是个专有名词，指那些没有工厂正式编制的年轻人。名义上，他们能否转正要看工作表现。那个年代，有了编制，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意味着好待遇，找对象也容易。然而“小青年”的数量庞大，而编制稀缺。所谓的“个人表现”充满主观性，给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朱珍靠着“办转正”收了不少东西。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送礼大多是烟、罐头、鸡、鱼。
朱珍的故事，还得从“做头发”说起。
厂里有个女理发师，姓温，丈夫是工人，没啥本事，就知道喝酒。他们有一个儿子，也是“小青年”。
至于接下来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可以合理猜测：也许是温师傅的手柔软，洗头时让朱珍觉得舒适；也许是她的毛衣紧身，勾勒出饱满的胸脯，让朱珍心猿意马；也许是她脖颈白皙，撩发的瞬间让人浮想联翩；又或者，根本没有这些细节，他们只是互相看对了眼。
总之，他们——搞破鞋了。
发生了伟大的友谊，啊，伟大的友谊。
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事！
毛主席还活着呢！
搞破鞋，伤风败俗，是要被批斗的。不但会丢官撤职，失去工作，还会被全社会唾弃。女人的下场更惨，头发会被剪光，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示众。
他们的关系隐秘地维持了好几年。这段时间里，温师傅家里顿顿鸡鸭鱼肉，瓜果梨桃不断，甚至盖房子的砖头、水泥都有人送上门。而她的丈夫依旧醉醺醺，浑浑噩噩。
老话怎么说来着？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得带点绿。
后来，温师傅的儿子转正了。
细节我们依旧不得而知。也许是温师傅的丈夫酒醒了，发现了异常；也许是温师傅厌倦了这段地下关系；也许，她的目的已经达成。
温师傅提出分手，想回归家庭。
但朱珍感受到的却是——背叛，被利用，愤怒，无以复加的愤怒。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朱珍喝醉了，提起农场的半自动步枪，冲向温师傅家。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火光飞溅，昔日枕边人，如今血泊中，肠子都他娘地打飞了。
朱珍酒醒了，疯了一般跑回家，拽着女儿，朝火车道附近的荒地奔去。
“爹！你这是咋的了？你要干啥？干啥呀！”女儿哭喊。
“你开枪，打死我。”朱珍低声说。
“爹！你这是咋的了？你要干啥？干啥呀！”女儿哭喊。
“你不开枪打死我，我就打死你。”朱珍用步枪枪口抵住女儿的额头。
女儿彻底傻了。
朱珍接着说：“我杀人了，你打死我。待会儿我挖个坑，躺进去，把枪口对着自己嘴里。等火车鸣笛，你扣扳机。你不用看，等我死了，把我埋了，在上面插上豆角秧。然后回家。别人问你什么，你都别说。如果你不杀我，我就杀了你。听清楚了吗？”
“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呜——呜——”
火车鸣笛时，中间夹杂着一声枪响。
女儿把朱珍埋了，按照他的交代，在上面插上了豆角秧。
回家后，她几天不吃不睡，谁问都不吭声。厂里人都说，她疯了。
全厂几千人被发动起来找朱珍，山里找，水里找，甚至有人顺便在山上采了一筐野菜带回家。市里的通缉令也发了。
但——一无所获。
一个月后，儿童节。
照理说要办运动会，几个学校联合举办。
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会场设在大黄楼，离那片豆角秧不远。
运动会人太多，来回走动间，地上的豆角秧被踢来踢去。
突然——
一只发黑的手，被踢了出来。
朱珍，终于被找到了。
“为啥要让女儿埋了他？”我问我爸。
“虽然被抓到也是死，但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啊？”
“那个时候，枪毙犯人，都是在大广场搭戏台，开公审大会，通知全市各单位前来围观。”
“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然后呢？”
“然后给罪犯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名字，念审判书。念完后，在名字上画个大叉。”
“然后就枪毙？”
“没有。”
“死刑犯会被拉上车，全市游街一圈，再去枪毙。”
我沉默片刻。
“朱珍，肯定也主持过这样的大会吧？”
“那是当然，他是农场书记。”
“那他女儿，后来呢？”
“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