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爱为奇怪之论，不然不能引人注目。他必先树一靶子，夸大其缺点，再抛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细心去甄别，很容易被他人忽悠，人云亦云。

袁枚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就是这样。他说，人一旦有了一本书，不会急着读，而是束之高阁，待他日有空再读；而借书的人想着某天要还，不得不抓紧时间。这样，拥有书的人没读到书，借书的人反而读了书。大家却忽略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自己当官以后再不像少时那样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了，虽然现在有钱买书，而少时没钱都是借书来读。叹往昔读书时间一去不复返，现今堕于尘世忙于俗务没有时间读书的人也不只他一个。苏东坡也发过类似的感叹：“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袁枚的目的是鼓励借书人黄生多读书，但他偏偏树了一个靶子“书非借不能读”。好奇谈怪论的读者丢了芝麻，只记住了“书非借不能读”，却忘了作者重点是鼓励抓紧时间多读书。于是乎，断章取意的人将“书非借不能读也”奉为圭臬，仿佛“借书读”也是一种风雅之事。如果你叫他自己买去，他必祭出此句：“书非借不能读也。”

真是“书非借不能读”吗？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莫名其妙的事了。像黄生那样的穷人买不起书，借书是无可厚非。只是诸位啊，谁身边真有那样穷的人呢？一顿便餐十几，一顿大餐上百。有谁是买了一本书后下一餐就吃不上了呢？所谓“买不起”，其实是吝啬而已，不舍得在书上面花钱。连买书的钱都不愿意出的人，怎么可能比买书的人更想读这本书呢？借来最多也就是猎奇翻几页，然后一样也是束之高阁。我以前从朋友那里借来两本书，快一年的时间也就看完一本。最后朋友催我还书，开车到我家楼下来拿。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估计朋友已经开始担心我不还了。经过此事，我再也不向别人借书了。

爱抬杠的朋友举了个反例。董其昌题《蜀素帖》中说自己原先只有摹本，没成想在有生之年能在朋友家见到原迹，日夕临池。“这《蜀素帖》原迹，董其昌必须借吧？不然他到哪儿找这原迹去？”朋友实在狡猾，他在这里搅浑一个概念。《蜀素帖》原迹的确可以称为书，但更准确的说是一文物，独一无二的。董其昌那时候的摹本可能与原迹有出入。但是到现代，由照相式的复印方法发行的摹本，其字迹跟原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于古玩者，他们玩的是原件。但是对于学书者来说，摹本和原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声称有幸得见原迹真容，那也是从古玩者的身份出发，而非真正的读书者。读书着重的是书里的内容思想，而不是这本书是谁谁谁摸过的，值多少钱。价值一亿的《砥柱铭》原迹与价值几十元的摹本，对于一个学书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真想学黄庭坚，就花几十元买个摹本吧。

只是作为读书人的身份久了，自然而然会有那么一点藏书人的性格。一个读书人进化成藏书人了，书更加的不能外借了。自己的藏书，看之前必须要洗手；生怕折页伤了书，都用书签做记号；不能让阳光直射照在书上；时间久了又必须拿出来晒晒太阳，防书虫。当书借出去以后，借书人保证能做到这些？所以，对方如果是一个不爱惜书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把书借给他。

那么书可以借给好书之人吗？--真是天真。肉包子打狗还想把肉包子拿回来？--书，千万不能借给好书之人。钟繇看上了韦诞的蔡邕论笔法的书，想借来一看，韦诞拒绝了。韦诞还真是个明白人。估计他自己就是这种人，碰见了跟自己一类的钟繇，以己度人，不借。但是他还是棋差一招，没想到自己死后，钟繇竟掘了他的墓，“借”得这本书。爱书之人，多有怪癖，不近人情，为了得到一本书，竟然使出这等手段。我想钟繇最后应该还是没有还吧！怎么还嘛？再掘一次韦诞的墓？对付好书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墓修得好一点，像武则天那样最好。如果办不到，就低调一点，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俗人，不读书。

如何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书之人还是一般的正常人呢？钱谦益就是我们的标杆。钱谦益的藏书算得上是汗牛充栋了。他的绛云楼失火也被人评为历史上的十大毁书灾难之一。这么一个爱书的人，居然为了给柳如是买房子，把珍藏的《汉书》卖了。这就是正常男人。我要强调一下这套《汉书》的历史：宋刻本，“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最早为赵孟頫所藏——这就已经注定了这套书的与众不同。——再后来为明王世贞收藏，“余失一庄而得之”。最后到了钱谦益手中。钱谦益对失去这套书还是颇为耿耿于怀的。他在《跋前后汉书》写到：“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将与书的分别同李煜亡国的情感作对比，还称人失掉一国的悲伤只能与他的悲伤“约略相似”，可见当时心情之沉痛。在钱谦益看来，“书”又何尝不是他的“宫娥”啊！但是，真正的汉子懂得硬盘里的女神和现实中的老婆的区别，钱谦益此举可谓是明末清初学者务实思想之滥觞。

不夺人之美，不强人所难，高尚者理应在墓志铭上刻下这样的话。当你实在躲不过，遇到卑鄙者了，直截了当的“不借”也不见得有多么的不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