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历史与边界》读书笔记
本章的中心问题是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诸多思想。
肯尼思从宗教改革开始。1517年马丁路德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一时期，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一同将政治和宗教紧密联在了一起。人们或是保卫祖国不受异教侵害，或是保护祖国不受教廷的毒害。这种宗教热情实际表明了当时的公民社会是信徒的联合会，拒绝接受社会共有的信仰就等于是一种精神上的移民。
在肯尼思看来，宗教改革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一个关键点。
其认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发源于两种对立的运动：
国家一方面以某种方式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又以别的方式走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集中的王权，但与此同时个人和既有的阶级也得以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法国的宗教战争，还是英国的内战，都是这种对立运动的体现。英国内战在根本上是清教徒革命，也就是宗教战争。这些战争在分裂国家的同时，也产生了将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的趋势，无论中央是国王还是议会。将所有权力集中到最高统治者手里以保证和平，是战争年代自然而然的思想和实践趋势。
接着，肯尼思，描述了现代国家本身和现代国家产生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特征。或者说，从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到传统政治是如何改变的。
特征一：
传统的政治活动中心即便在宫廷，也是流动的宫廷，但从宗教战争开始，新的政治活动以宫廷为中心，并且是固定的宫廷。此外，区别于旧式领主，围绕着宫廷政治，出现了作为君王顾问的朝臣。这类朝臣一般并不能世袭，即便是世袭贵族充任朝臣，也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够担此责任。
特征二：
十八世纪之前，政治游戏的参与者都需要以生命作为赌注。现代西方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政者，即便落选，也并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肯尼思进一步分析认为，现代初期从政要冒很大风险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无论何时，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论在何种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都不会是和睦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失败了的政治参与者作为被统治者的一员为何能够不用再付出生命的代价呢？肯尼思认为这是政治行为的作用。政治行为的目的之一就是探寻缩短（尽管不能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这里肯尼思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古罗马的公益精神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提供了共同行动的基础，另一个是中世纪诸侯与领主、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肯尼思举的例子表明了“政治”是西方的传统，政治的本意就是商谈和辩论，那么在这个本意的基础上肯尼思的两个“政治行为”的例子就很好理解了。
特征三：
在传统政治中，或者是中世纪的国家中，国王只需要对外部的敌对势力采取谋略，即那些虚伪和残酷的手段。在原则上，国王是不必对自己的人民采用谋略。但是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需要采取谋略的对象首先是本国的民众。这是因为两点，一是当代个人主义社会具有多元化的倾向；二是统治者必须凭借抽象的法律条文在大国中维持秩序。
这种新型政治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篡权的君主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就不仅需要对外采取谋略，也需要对内采取谋略，以防止本国民众将他推翻。这种对内的谋略又称之为“治国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即属于此类的治国术。
由于历史变迁和思想家的努力，政治的概念开始走向理论化。这种政治理论化的工作主要是由思想家们完成的。故肯尼思接下来探讨了这一转变阶段的思想状况。这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理论化的政治观念或者被称为现实主义，或者被认为是腐败堕落时代的一种标志（这种看法在施特劳斯那里最为典型）。与近现代政治思想的腐败堕落相对的是西方古典共和时期。在古典共和时期流行的政治观念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正义，并在整个城邦中提倡美德，因为道德才是和平和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石。这第一次近代政治思想和古代政治思想的决裂被施特劳斯称之为政治哲学堕落的第一次浪潮。
尽管近代政治和政治观念的首要特征是腐败堕落的现实主义，但古典共和的思想被思想家们保存了下来。这种古典共和观念在现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关于政治的合法性。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这种古典共和观念被启蒙思想家们重新使用，以对抗绝对主义君主，批判“旧秩序”。只不过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是政治哲学堕落的第二次浪潮。
接下来，肯尼思着重探讨了霍布斯和博丹的思想。
其认为，霍布斯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宗教争端和贵族野心造成的内战和破坏，二是关于人的个体属性。由于现代人观念是多样的，现代国家也是庞大的，故而不仅古典共和不再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争端也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为了为多样的人的多元观点寻找一个共识的基础，霍布斯认为所有人仅在一个看法上能够统一观点，即死亡，尤其是突然的死亡，是最大的恶。由此引申出主权。
肯尼思接着比较了博丹和霍布斯的主权观念的区别。
博丹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霍布斯则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对死亡的恐惧、对荣誉的热爱折磨着每个人，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人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