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腌制的岁月》
“小雪”没下雪，下了场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冬天确实来了。妻子在忙着翻她的衣柜，里面一排的冬长衣，试试这件，换换那件，没有满足的样子。
她一试，我也就感觉到寒，似乎温度能看得到，眼前就有白毫毫的冰霜正隐隐眨着眼睛。其实现在能抵御冬天的方法很多，吃的穿的也依旧鲜活艳丽。过冬和度夏没什么区别，一天一溜就成为昨天，冬季一溜就滑到了明媚的春天。只是往事并不如烟，难忘的记忆也不会烟消云散。
冬天有冰，日子不会冰冻。
但在儿时，一到冬天就觉得日子过得慢，就像熬似的。庄稼也在熬，菜地里的白菜萝卜天天看都是一样的，尽管过几天就挑几担水粪泼泼，洇洇，但没用。大蒜和我们一样，瘦弱的身子苦苦支撑着日月，下面的叶子如枯黄的稻草叶斜伸着，耷拉着，怕是一阵微风吹过就要落地。还有东北人说的大白菜，在我们那里叫大包菜，一入冬就得用稻草搓的绳子，一棵棵捆绑起来，风雨不侵，日月的光也洒不进去，捂得黄酥酥的。可惜这是留着过年突炉子的，平常日子，不来客人，只有撇点白菜叶子，拔十只萝卜，这就是餐桌上的主打菜。满眼望去，浅浅的绿，淡淡的青，没有夏季田园的那种多姿多彩，也没有了那种立体感的画面。
冬季的餐桌上多了腌菜，当然也是萝卜白菜。立冬一过，秋天种的萝卜白菜就用大竹篮盛着挑回来了，摊在场地上，或挂在麻绳上，让冬阳多眷顾几天，直到菜叶儿发软，菜杆子起皱。
那些年乡下人家日子过得细致，每家都要腌上一大缸菜，度过漫长的冬季，春荒。腌菜比泡菜费时费劲。我家每年腌菜，大都是在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大水缸清洗得干干净净。我负责添菜、撒盐。一层白菜铺好，裤脚卷得老高的母亲便下缸踩菜，先是“叽叽吱吱”声，那是菜杆子的互相碰撞，挤压。经过上百次的踩踏，硬是将生脆踩成软弱，声音渐微。便又铺加一层，反反复复，直到夜越来越深，直到母亲站得越来越高，双脚由白变红，篮子逐渐见底。母亲这才下地，我俩将一块比我手脚还要冰冷的石板抬起压在菜上面。
踩瘪了的白菜在盐水中静泡，发酵，直到彼此间的气息被时光排空。菜自身的水份被卤汁替换，洁白变成淡黄，青绿变成深褐，生脆变得有韧性，羞涩变得成熟，就会闻到能搅和味蕾的酸味，还有扩张鼻孔的清香。
半个多月后，腌菜可以装坛了，一棵棵清秀的白菜缩成一小撮，这还不够，放进坛里时还得用棍棒捣压，直到水份四溢，坛的外表湿透，再封好坛口，让它贴在墙角。
冬天日子短，五点天就暗下来。母亲捧出炉子，很小，红泥巴做的，上面三个稍高点的是炉耳，顶锅的，侧面有一个小方孔，掏灰。炉里面烧着玉米芯子，或者是灶里烧剩下的柴头，又端上那个外表黑呼呼的铝锅。盖揭开，里面的萝卜、咸菜翻腾着，热气冒得老高。小炉四周还有青菜，炒萝卜丝。等父亲回家的时候，一家人围在桌边，吃得心里暖暖的。母亲不让我们吃旁边的白菜、萝卜丝，说等炉子里吃浅了再添进去，烫的好吃。就着热菜，吃着饭或喝着玉米糊，先前的冷、冻、想哭鼻子的感觉早忘记了，甚至忘记了外面是冰天雪地。
腌制的岁月里只有咸味，苦味，还有酸溜溜的味道。我们回忆，是应珍惜当下的生活来之不易，是为了不要忘记过去的苦。
《时光中的小罐》
母亲打电话过来，没别的事，问我去年带的一罐腌菜吃完了没有，有没有装东西。三鬼（我弟弟的小名）回家做冬至时，记住叫他拐个弯，把空罐捎回去。又说家里白菜腌好了，有半小缸，石头还压着呢，可以装一罐带来。我说，小罐保管得好好的，你腰不好就不要弄那些东西了，想吃这边可以买到。母亲说，买的哪有家里腌的好。
这不是她第一次提到小罐，我没想到的是一口小罐竟像一个宝贝似的让她一直牵挂着，我甚至想象闲暇时间她面对某个空荡荡的角落，在独自唠叨细语。
那次其实是没准备带腌菜的，每年春节返程老人们早早就把老家的四季都收藏得服服帖帖的让我们带走。我的车子后备箱已经装满，发动时，见母亲在后面使劲地招手。摇下车窗，问什么事。她说还有一小罐腌菜忘记了。母亲的脾气我知道，带点她给的东西她才开心，证明她在家里还有点作用。我只好下车，将一些不能受压的放到上面，将小罐硬塞到门边的角落里。临走时，母亲又打招呼，下次回家不要忘了将空罐带回去。
去年回过几次老家，每次回去都像掉了魂似的兴奋，不是忘了带这就是忘了带那，国庆那次连秋装也忘记捡，何况是一口不起眼还容易撞碎的小罐呢？所以每次面对母亲的诉说，我总是挠着头皮允诺下次，几个下次就又是一年了。
但我没有忘记善待这不起眼的小罐，因为怕孙子把它当皮球滚，我特地将它放在一截立起的大口径污水管里，沿口盖着一块地砖，上摆一盆吊兰。风雨不沾，也算是保管得挺好好的。小罐和坛相似，却比坛小了很多，像是一对父子。小时候乡下人家日子过得细致，一到冬天每家每户都要腌上一两缸菜，度过漫长的冬季，春荒。我家腌菜大都是在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大水缸清洗得干干净净。我负责添菜、撒盐。一层白菜铺好，裤脚卷得老高的母亲便下缸踩菜，先是“叽叽吱吱”的，那是菜梗子的互相碰撞、挤压声。经过上百次地踩踏，硬是将生脆的菜踩成软弱。声音渐微，便又铺加一层菜一层盐。反反复复，直到夜越来越深，母亲站得越来越高，双脚由白变红，篮子逐渐见底。母亲这才下地，我俩将一块比我手脚还要冰冷的石板抬起压在菜上面。
踩瘪了的白菜在盐水中静泡，发酵，直到彼此间的气息被时光排空。菜自身的水份被卤汁替换，洁白变成淡黄，青绿变成深褐，生脆变得有韧性，羞涩变得成熟，就会闻到能搅和味蕾的酸味，还有扩张鼻孔的清香。
半个多月后，腌菜可以装坛了，一棵棵清秀的白菜缩成一小撮，这还不够，放进坛里时还得用棍棒捣压，直到水份四溢，坛的外表湿透，再封好坛口，让它贴在墙角。
但小罐是不装腌菜的，它太小，小得只能装下童年的一点点贪婪。我恍惚知道这只小罐应该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因为我清晰地记得，童年时口干了，就推开锅屋的门，操起水瓢，掀开缸盖，舀半瓢凉水，塞到嘴边，头一扬咕咚咕咚就下了肚。也乘家里无人，偷偷摸摸闪进母亲的房间，在米缸盖的边上找到过这只小罐，踮起双脚，手伸进罐里，抓起一把花生或者蚕豆或者是玉米滚出来的糖豆。
在母亲眼里亲手添置的物件都是来之不易，即便是现在用不上的米缸水缸她也舍不得扔掉，摆在门前不碍事的地方，缸里养着莲藕，每到盛夏季节，荷叶圆圆，荷花亭亭，俨然是一只只天然的盆景。到了冬天，可以从里面摸些藕节，随时可炒盆时兴菜。其实这些缸啊坛啊罐啊，都是父母从倒塌的老屋里扒出来的，有口缸上口有条裂纹，被两道铁丝箍着紧紧的，竟然没有一滴水渗出来。母亲说，它们又不向人要吃的、穿的，需要用时拎出来就是，很方便。
腌咸菜是母亲一生的习惯，父亲走后她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管辖的土地少了，几分菜园地，让踩菜的缸装菜的坛没了用武之地。她知道我家人多，夏天仍会炝一点嫩豆角，初冬时仍会腌一点萝卜白菜。我们回去过中秋，做冬至都会带一小罐或是一小桶过来。这些老家的平常菜让寡淡的白米粥有了滋味，让每个清晨多了一份念想。
今年到现在我还没回去过一次。三月底本来准备回去做清明的，这边疫情突然就严重起来。四月头，我所住的小区变成了“不是想来就来，也不是想走就走的”地方。也就在那时听到母亲从楼梯平台滚下来，摔坏了腰的消息。还好老大在家里，送她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护工。我以为家里的菜地就此会荒废了，没想到的是儿子女儿中秋回去看她时，竟然带回了土豆南瓜。更没想到的是现在她还要带小罐回去，这让我惭愧又有点欣慰。八十六岁的人，况且还摔坏了腰，不知道什么力量让她重新站起来，下地种菜，操劳腌菜。
想想，小罐能装的不过是几碗咸菜，更多的是品不完的酸溜溜味道。
《大脚母亲》
低头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对面。
我边品尝难得的乡味边听她聊队里的人，听她聊七月份的大水，聊着聊着聊到她的脚上，说最近疼得厉害。便站起来走给我看。也怪我，回家几天了也没注意母亲走路的姿势，她左脚很正常，右脚一落地就像被什么吸住似的拔不起来，再移的时候就显得极不协调。
初冬的夕阳褪了色般的淡黄，投映在东边的墙壁上，母亲的影子在墙上一上一下的抖动，如一支没握稳的笔拖出的轮廓。
我说明天上午带她去看医生。前年中秋回来好像也是这只脚疼。我带她去老湾医院，挂号排队，做B超，拍片子，结果医生说脚趾头上长了肉刺，做了一个小手术。在手术室门口，医生将剐出来的一个黄豆大的疙瘩给我看，让我捏捏，说像石头。我的手没伸出来。
下楼时，八十三岁的母亲心里不再有了负担，尽管下楼梯时不怎么方便，仍拒绝了我的搀扶，她说她脚大，稳妥得很。
我笑笑。其实“知道”母亲是大脚，还应该追溯到我的年幼时光。
也许是肚子易饿的原故，从小我就是个爱哭的孩子，一沾上哭就像黄梅天沾上连阴雨，不容易停歇。除非这个时候往嘴里塞进点什么有味的，含着。这样，哭声才像涌向岸边的波浪渐渐平息。但带我的奶奶总是无法满足我这个可怜的欲望，只得一手轻拍我的后背，一面扯着唱歌般悠长的嗓音：大脚喂，孩子肚子饿了哦，早点回来喂奶哦。
喊的次数多了，有时恰巧给母亲喊回家。那时我知道“大脚”就是母亲的代名词。
奶奶是小脚，西边的老太太是小脚，还有孝胜的娘也是。她们走路都是一丁一丁的，很不稳的样子，看得我替她们担心思，不过也没见到她们摔过跤。有一次奶奶洗脚，我就蹲在脚盆边，想伸进自己的脚比比看，但我终究没敢，只估计比我的小脚大不了多少，像端午母亲裹的粽子。后来我就见到她们用拐杖，老太太的儿子在市里上班，是墩子里个个都羡慕的拿工资的人，他给老太太买的拐杖也很漂亮，枣红色的，像一股腾腾上蹿的火柱，燃到手心时，有个雕着张嘴含珠的龙头做把儿。比奶奶和孝胜娘的短竹竿子好看气派多了。
在我七岁的时候，老太太的拐杖不见了，奶奶的短竹竿也不见了，它们在记不清的某一个早晨，随着熊熊燃烧的纸屋化成了浓雾，变成了青烟，消失在村东边坟地的树梢间。
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作为奶奶长子的父亲还在安庆搞副业。丧事便由叔叔和母亲操办。那一阵子母亲尤为忙碌，我似乎整天都能听到那双大脚，踏在泥土地上的叭叭声。
没有奶奶的庇护，我再也没听到“大脚喂，大脚喂”这样的呼唤。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或者是漆黑一片，朦胧中的我就听到母亲的脚板响，然后是“吱嘎”的开门声。等我迷迷糊糊睡着再翻过身，一窗之隔的锅屋里已弹起了锅碗瓢盆协奏曲。吃过早饭，她匆忙扔下一句“在家里待着。”就去生产队上工。我只能和差不多大的孩子东游西荡，从高头墩子串到吴家墩，再到程家墩子。有时，偷偷的溜到北埂之渠，下到浅浅的沟里玩水捉鱼。
玩累了再去生产队的稻场。每到傍晚收工的男女社员都经过这里，热闹得像是看电影的地方。初夏，人们忙着从地里挑回收割的麦把子，一担四梱，比我们的人还高；到冬天，生产队去江边砍芦苇，挑回来过称再分到每家每户。父亲不在家，这挣工分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每当听到别人议论母亲一担有二百多斤，超过许多劳力（男社员）时，我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那时候我还住老屋里。圩区怕水，屋基都选择或者人为挑得高，屋前屋后就有陡坡，喂猪还要走上十几级泥土挖成的台阶。晾晒东西得翻过一条灌溉渠。
也是在这时，我庆幸母亲有双大脚，如果像奶奶那样的小脚挑着这么沉的担子，估计立也立不稳，不要说要跑三里多路了。
在外出打工的岁月里，我的双脚行走在他乡的土地上时，才感觉到一双脚支撑着的不仅仅是自已的身子，支撑着养家的重担，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深感母亲一路走过来的不易。
我的耳畔隐隐传来奶奶的呼唤：“大脚喂，大脚喂……”但那双“大脚”已踩不响泥土，那双“大脚”也在渐渐萎缩，我的心便隐隐作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