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
看戏，印象最深的是《荞麦记》。
出生在黄梅戏之乡，自耳根子有了听觉便熟悉了《天仙配》《女附马》、还有《打猪草》的韵味，就像熟悉村庄的声音。我家门前那位小姐姐，走路、锄草也都啍着黄梅小调；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只要有戏，声音肯定调到极限。后来有了黑白电视，视觉和感官上有了更深的印迹。
而《荞麦记》则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
老洲是个乡下小镇，土地到户两年后，区政府将原来的大会堂改成了电影院，从此夜的寂静被欢乐延迟了。我第一次进电影院不仅仅觉得里面视野开阔，空间高大，还有明显的斜坡，进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演戏的是县黄梅剧团，平常只演给县城里的人看，乡下的泥土路戏鞋踩不稳，正月那几天来应付几场。乡下人老早看到了通告，心里就痒了好一阵子，那年头能看到戏实在是种很稀罕的事了。
还记得是正月初二，一个喜庆的日子。那年我读初中。
尽管年代久远，我仍依稀记得一些不怎么齐全的内容：戏里叙述的是徐、王恩爱夫妻，生有一子，家境虽然贫寒，却相亲相爱，互敬如宾。男的白天上山砍柴换点零钱度日，夜晚攻读诗书，期待赶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年女的爹妈二老六十大寿，嫌贫爱富的王老夫妇，对有钱的大女儿，二女儿前来拜寿，十分殷勤。而贫穷的三女儿无奈将家中仅剩的荞麦粉做成荞麦粑，携儿前往娘家庆贺二老大寿，却遭到王老夫妇的百般挖苦奚落。
最清晰也最难忘的一幕是仆人端上一碗汤给三女儿的孩子，王老爷却要仆人端过来他自己要看看，一瞅，忙命仆人端回后厨，说是汤上面油太多，穷人的孩子喝了会坏肚子，应该将上面的浮油撇掉再端过来。看到这里，台下唏嘘一片，年少的我早已是泪眼婆娑。
经受了几次灾难的王老夫妇，由一个百万家财的富翁，变成了沿门乞讨的街下囚。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女婿终于中了头名状元。三女儿不记前仇，奉劝丈夫接受王老夫妇的恳求，收留奉养。
回家谈戏，却被母亲一顿臭骂，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孬子。她没看过戏，收音机里的也不听，她的脚步根本就停不下来，耳根边回响的都是禾苗拔节的声音。
那场戏徐徐谢幕几十年后，我的心境再也没有了身在台下，却随着台上喜怒哀乐而起起伏伏的感受了。看戏的我一步一趋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舞台，并成了主角。
外出的快三十年里，让我没想到的是从初次落脚到现在，竟然一直住居在上海的一个小镇，不曾移步，从工棚到出租屋再到自己买的房子，有点《荞麦记》中三女婿华丽转身的影子。
小镇中心有个公园，每当我有点郁闷的时候便进去随意走走，让慢时光消磨些许心中的不快。
公园的心脏是片不大的湖，沿湖建有广场，林带，江南韵味的拱桥。这里植被丰厚，环境曲径通幽。湖边还有两座六角小亭，一东一西相互眺望，如银河系中的牛郎织女星。
我不愿意在广场舞停留，不习惯那里的嘈杂喧哗，我喜欢独坐在亭子边的木条靠椅上，静静地享受着夜的安宁，凉风的安抚。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对老人。
说认识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在我为数不多次地静坐当中，发现每晚到八点时，他们都会准时地迈进这个小亭子里。男的肩背架子鼓，手提两只水杯，女的手捏一只羽毛折扇，亲密如恋人，都是七十多岁的样子。进亭，男的找个空余的地方坐下，放好水杯，便旁若无人地轻拍鼓面。女的稍稍含蓄，面朝湖水，像站在舞台上面对无数的观众，双手恭敬下垂，提起，抖开折扇，柔挥手臂如舞长长的袖袍，随着舞姿，嘴里轻吐的竟是戏文，尽管声音清浅低吟，我仍听得出那是熟悉的黄梅腔。
七十多岁的人，声音依旧如童音般清脆婉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我听不出是那折戏里的唱词。
爱好戏曲的人很多，我想。竖着双耳，仔细分辩唱诗，音调，仿佛坐在电影院里，成为一个观众，只是站的位置太远。
有几次我想问问他们是哪里人，但见夜凉如水，清风徐徐，亭中他们又似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一个表演，一个伴奏，那种专注，那种忘我的境界让我终究没好意思破坏他们的默契。
前几天，天气正热，晚上散步，脚步越出了小区，踱过纪鹤路，径直从北门迈进了大半年不曾涉足的公园。
月色如银，凉风妩媚。我走近湖边，沿着弯曲的小径，踩着月影，踩着树影，踩着擦肩而过的人的影子，拐进湖边小亭。
然后就看到他们。
我没有一丝的惊诧。我来，不来，他们一直都在，这是他们的舞台，来来往往的都是看客，只有他们自己浸润在不是扮演的角色里，无他，其乐融融。
可我很快就有了惊讶，女的突然收起了扇子，对男的说去趟厕所。让我惊讶的就是这声音，是梦中也不曾改变的乡音，是不需要绕舌，不需要装腔作势、随口就出的乡音，虽然有些土，却瞬间温馨了我的心房。
那天晚上我回家很迟，因为我又看到了一折戏，一折虽不曲折却足让我唏嘘不已的大戏。
男人是我们小县城黄梅剧团的演员，一生命运不济，入戏的都是些小角色，跑跑龙套，一直红不起来，便闷闷不乐，八十年代后期一心想着要跳槽，却遭到妻子强烈反对。他不知道的是，妻子自幼喜欢唱戏，高中毕业后人托人，宝托宝找了很多关系才进了剧团做了个打杂工。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别人演出时，她躲在戏台的一角偷偷模仿戏中人物的走步手势，唱词的一张一抑，这么多年下来，剧团所演的精典剧目，没有她不会的。她一直寻找一个上台的机会，哪怕是跑跑龙套，说一两句台词。
可惜，这样的机会从没出现。
他们的儿子初中毕业后没读高中，开始谈恋爱，与一帮小青年喝酒，打架。没办法送去读了两年职高，分到了市建筑公司。经过了艰苦的磨练，孩子却懂事了，边劳动边自学考了技术职称，后来同事介绍来到了魔都，渐渐有了自己的事业，开了公司。由于有了孩子，忙不过来，他们老夫妻无奈离开了钟爱一生的舞台，来到了陌生的他乡。
白天他们做家务，带孙子。下午五点多，孙子缠着他的父母，他们收拾完厨房就外出走走，一走就走进了公园……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过老洲电影院，但那天晚上我在四十多年后再一次看到了《荞麦记》：
贫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的夫徐文俊读书为本
生下来小细宝一个娇生
今乃是二爹娘六旬寿辰
我心想回娘家庆贺双亲
站在窑前将夫请——
我的夫到前窑妻有话明。
……
（《安徽日报》黄山副刊2023.7.7日发表）
《另一半村庄》
“程家墩”是生产队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称呼。从红旗闸边的江堤上向西望去，村庄被树木包裹，像一大团黑乎乎的森林。其实走进去，就发现它由三个小墩子组成端正的品字状。
中间有条大河，是村庄的心脏。
河东边的顶头横着一条人们日积月累踩出来的小路，到程家小墩时这一步宽的小道就成了分界线。线东是坟场，自南而北一大长条。每天，他们都要比村里人家先接受阳光的沐浴。
坟场里的树比村里的稀疏一些，却粗壮得多，以桦树为主；靠近吴家小墩这边以百果树居多，一棵一大团的墨绿，是村庄冬天里难得见到的绿色。高高低低的土坟就趴在树荫下，被长满勾刺的野蔷薇，蒿草密密匝匝地覆盖着。
土坟里睡着的大多数也是程家墩的人。
小时候我从不敢独自涉足坟场。虽然到了春天，那里盛开着村庄里不多见的粉红色、白色的蔷薇花。浓郁的花香不仅仅引来了“嗡嗡”哼的蜜蜂，扑闪着漂亮翅膀的蝴蝶，也吸引着一群衣着土色的孩子。我却离他们远远的，站在分界线的一侧远视，我能看到坟堆上被獾子扒开的深深浅浅的洞，仿佛能隐隐看到一堆白骨，我的心便开始收缩，那几天晚上便有恶梦，醒来往往是浑身大汗淋漓。
我不敢去的原因还源自于一个传说：离坟场最近的人家，腊底炒年货，到炒花生时夜已渐深，女主人忽地就见到木窗边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似乎是向她乞讨一点吃的。女主人也算胆大，就用锅铲挑了一铲花生倒过去，没想到也顺带铲起了滚烫的沙子。一声凄惨的叫声后，伸进来的手不见了。
这个新闻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也成了大河边洗衣洗菜女人的谈资。传说有名有姓，我拾鸡屎时从那扇窗户后面走过好多次。这个传闻便增加了我内心的恐惧，尤其到了夏日，小伙伴说能看到坟场里点点鬼火，助推了我柔弱的惧怕心理。
但我不得不去坟场，像不得不面对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七岁那年的冬天，奶奶的双眼在一个寒冬的早晨永远闭上，她被四个壮汉从村西抬进了村东。
奶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开始走进坟场。为这个清明，父母已精心准备了好多天。因为知道家里拮据，母亲不得不拔些嫩草掺杂些米糠，想催家里为数不多的老母鸡下蛋勤快点。
清明节还没到，父母已准备上坟。一大早母亲就去街上，买回半斤肉，三四条小鲫鱼，在锅屋里准备饭菜。父亲在堂屋也没闲着，他细心地刮完胡须后，去锅灶里掏点青灰，寻一块平整点的地方洒上。再将买回家的裱纸裁成三份，一叠叠平铺在青灰上，然后一手握着纸冲子（园铁管，下面镶嵌着回字形的铁片），一手提着木棒槌，“叭叭，叭叭”依次在纸上敲下铜钱的印迹。
我什么也不用做，一会去锅屋闻闻那难得一次的菜饭香味，一会又看看父亲手中的活完了没有。待母亲将三碗菜，三碗饭，三双筷子摆放进一个大竹篮子里的时候，我知道就要去坟场了，当然不会忘记带上火柴。
三月底的乡下，村外的油菜花开得灿烂，村里的树枝上才懒懒地抹上点绿色。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像牛的尾巴，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在奶奶坟前，父亲指着左右隔壁的坟对我们说是谁家谁家的，像是在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我们认真地聆听，虔诚地跪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忘记了自己曾在奶奶灵柩前嚎啕大哭的模样。几个月的时间似乎让一个孩子变得成熟，我知道睡在家里是休息，睡在这里就不会醒来。于是我便知道，自己再也吃不上奶奶偷偷带回来的糖果，挨打时也得不到奶奶的庇护了。
后来每年的清明、冬至都要去，渐渐知道这坟那坟是谁家的祖先，就像熟悉村里的邻居一样。平日里，每当坟场有密集的鞭炮声响起，就知道又有人从村里搬到那边去了。有人去世，那是别人家的伤心事，我们没有体会，只知道跟着去看热闹。
父亲五十多岁时开始置办老屋（寿材）的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他托人从江南购回了上等的阳山杉树，架空堆放在家里。他一直认为，在林家，活到五十多岁的人寿命是长的了，只是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的身体都硬朗得很。在他八十岁过生日时，我们回去才请了木匠师傅，赶在生日之前圆好了两副寿材。
叔叔（父亲的弟弟）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在坟场，他站在墓穴旁见棺椁被泥土渐渐掩没，默默流下了浑浊的眼泪。次年冬天（二O一七年），父亲也闭上了一生没戴过眼镜的双眼。只是父亲没有睡进他精心置办的“老屋”，也没有抬进东边的坟场与叔叔为邻。因为殡葬改革，他被我们送到了村里的公墓。
这尘世，无所谓样样如意。
置身于丛林深处，能闻得到鸟语花香，触及到阳光雨露；置身于乡野能感受到人间烟乡，乡俗民风；村庄依旧是村庄，土地依旧是那块土地。 我，不再是少年，青春一去不返。
但无论漂泊何方，大地都是永久的故乡。
《寻找木槿花》
孙子早起时鼻子易流血，去医院看了几次，没效果。这次回家妻子和娘家人聊天，有人传了个方子，说木槿花煮鸡蛋，吃了蛋喝了汤能医治。妻子如获至宝，去老洲，回铜陵途中，屁股挨上座位便东张张西望望，满世界都开着鲜花一样。还再三嘱咐我走路时留点心，眼睛朝两边多瞅瞅。
我说程家墩肯定有。
这个底气源自于记忆。小时候我挨过这个花的枝条，也用它编过花环。村子中间大河边二爹爹家的门前三方，菜地四周都是用它来编织篱笆，防止小菜被猪拱鸡啄。木槿花开的周期很长，从初夏开到晚秋，直到枝头上的叶子被季节一片一片扯尽，仍会残留几朵花儿在寒风中倔犟地绽放。当然也残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永不凋零。
回到程家墩，我便拖她一道去找寻。她说刚刚在街上起了两颗门牙，见人张不开嘴，似乎是顾及形象。我便独自踏上布满落叶的小道。
已是深秋季节，天气依旧沉浸在夏日的氛围里，连续多日三十几度的高温，太阳射在身上有了灼人的疼。不过到了季节，桦树、梓树的叶子还是被时光硬生生地拽下来，一片一片极不情愿地飘落，树枝树梢像上了年纪的人，头发日渐稀疏。树叶落了，村庄变得敞亮，红瓦白墙的房子不再躲躲藏藏，大方地坦露在秋阳下。
大河的表面漂着一层绿色的浮萍，像蒙了一层布满斑点的皮，见不到水的皱褶；岸边水草丛生，几只麻鸭进进出出，河面被犁出一条条的沟壑，如一道道创伤，很快又自行愈合；岸边还有几株歪脖子柳树，秋阳里挥舞着懒散的长袖，展示无人欣赏的身姿；河边没有菜地，大坑连着小宕，布满了枯萎的蒿草。
我没找到木槿花，连同那灰白色的躯干。
二爹爹家的老屋坍塌有些年头了，我曾在杂草乱物中见到过石头雕凿的地宕、石磨。这些是烂不掉的，如同记忆，即便模糊，印迹犹存。现在有几个人正在砌墙，三间房子的平面布局已初具雏形；沟北面二叔家也建了七间平房，屋面是红色的琉璃瓦，水泥粉的外墙，只剩下门窗还没装上；还有南边的汪建家也在造三间。
倒下的可以站起，因为存有希望。
我也存有希望。吃饭时，问母亲。母亲说村里原来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了，比方说以前北埂之渠两边好多的楝树现在也看不到。我问她，北大地靠近小龙庄以前的篱笆都是木槿围扎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母亲摇摇头，说许多年没到那边去了。
决定去碰碰运气。一点多，估计是预报中35度的最高值。出门，沿着北埂之渠的南岸向东，再拐过一座小石桥，穿过干枯仍站立的玉米地，就到了北大地。北大地是生产队时期叫习惯了的一块地名，方方正正的像块大砧板。南面，西面都被邻村的房子包裹住；北边紧邻大路，也是保成、双字人上街的必由之路。
但我没看到植物扎成的篱笆墙，更没有看到木槿花。与村庄相隔的是绿色的栅栏，冷冰冰的金属外表涂上了色彩。那方土地中间，是一条条塑料薄膜围出的大棚，像一列列白色的火车。这是专政的养鸡场，我记得他以前也在上海打工，跟别人后面做水电。办养鸡场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听说还不错。我的视线里他们夫妻在地头不知道忙着什么，远远望去，搭在肩上的红毛巾就像两朵盛开了的木槿花。
归来仍沿着北埂之渠的南岸。太阳已经偏西，村庄的树木为我搭成了天然凉蓬，我行走在树影里，也行走在一片浓浓的竹影里。这竹园是永南家的，我停下脚步，竹园被围墙圈住，同样圈住的的是房子还有寂寞。我仰望这些刺向空中的竹梢，它们像一张张大扫帚重复而又卖力的打扫着空中的污垢。我忽地就想起了永南，他和我同龄，二O一六年底，我在铜陵的新房过年，没回村里。正月听说他年前也回到了程家墩，是他儿子捧在怀里回来的。我没见到那伤心的一刻，最后一次见他是那年夏天，我去常州参加他女儿的结婚宴席。他瘦弱高挑的身材也像面前的一根竹子，我的心隐隐作痛；又想到礼来，老早就开始搞水泥船的，也和我同龄，他走的时候好像是一九九几年。用一个“惨”字形容也不为过，听说那天江面上没什么风浪，船不知怎么就沉下去了；据说他本人可以逃生。他毫不犹豫地钻进水里，是想救被绳子拴在船仓里的儿子。一家四口，只有女儿在上学，逃过一劫。另外三人活生生的命顷刻间没入江底。
水往下流。
我的脚步轻快起来。和我同龄的程家墩有十一人，走了五个，没走的我们成了晚秋里的木槿花。
走出浓荫，远远看见土地中间有一团绿植，枝头上点缀着一些粉红色的花朵。旁边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一双伸出的手。
秋阳下，像一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