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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我们家乡人民公社化。

我们村成立了大队，下有3个生产小队，一开始，大爷爷就是我们一队的队长。

于是，打从我记事起，他一直是队长。

大爷爷和我们这一族人早出了五服。据说他的父亲当年逃荒来到我们村，能续得上辈分，就挨着住了下来。

大爷爷家老宅和我家老宅都在村前河边的大柳树旁，柳树下是一条大路，路旁靠河是一道很高的堰墙，堰下是他家的菜园。我家没有菜园子，大爷爷经常给我家一些菜。

大爷爷很能干，嗓门很高，风一样带头跑来跑去，吆喝社员们干活。大奶奶是解放前的党员，工作泼辣，风风火火，干什么都很有劲头，是大爷爷的主心骨。

有一回，大爷爷生了闷气，吵吵闹闹，最后喝了六六六农药。一家人手忙脚乱，卸下门板，轮流抬着他往公社医院奔跑。好在及时，很快出了院，大家都拿着挂面鸡蛋去看他。

后来，大爷爷一家搬到了村后山坡满是石疙瘩的一块空地上，周边净是高粱地。东面有条阳沟，大雨之后，雨水往村前河里流淌。

去大爷爷家要爬三、四十级台阶，旁边是浓密的花椒树，很多枝子耷拉着碍了路，就用木棒撑起来。

大爷爷新家主屋是依山势盖的一间大北屋，为找平地势，门坎特别高，摞起了三、四根大石条，进那屋费事巴力的。

盖屋的石头就地取材，从西边石壁上开凿下来。屋的西面开出了高高低低的几个石台，顺着石壁搭建猪窝，小饭棚，宽阔地儿里安了石磨，大石缝里栽上了指甲桃，鸡冠花。

位于村子外围，大爷爷家远离了人多嘴杂，鸡毛蒜皮，地界儿又高爽亮堂，令人羡慕。母亲经常领我到他家串门子。

大约1972年冬天，母亲要领着我们到县城父亲的单位过年。那时车辆少，去县城需要步行。那时母亲怀着妹妹，刚好队里要去县城氨水厂去拉氨水，大爷爷就让我们搭他们的牛车。

我们村离县城50多里，还要爬一座陡峭的大山，一大早出发才能赶个来回。

那时没有表。鸡叫头遍，大爷爷就要起来，打着灯笼去喂牛。

约好鸡叫三遍从一队的场院出发，我们也起个大早。

母亲打着灯笼，周围漆黑。母亲拉着我和哥哥，呼出白色的雾气。

我们在饲养员的屋里等着。我犯困，母亲把我放在一张小床上。我盯着房梁，房梁开始旋转起来。屋外很沉静，偶尔鸡叫，伴着三、两声狗叫……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装满氨水坛子的牛车上，牛车走得很缓慢，牛蹄踩在公路的沙子里，噗嗤噗嗤，一步一串印儿……

上坡的时候，大人们下车跟在牛车后面，边走边拉呱。等我在醒来的时候，牛车已经爬到上了大山顶。

山顶上有一棵千年古松，如华盖。在树底下，大伙儿生起了一堆火，烤一烤，暖和一下身子。

大爷爷不断地看老牛的蹄子，唯恐受了伤耽误了事。

天隐约亮了，好像是启明星，一会儿，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到了父亲的单位，我父母正和大爷爷道别。

1974年，离大爷爷家西边四、五百米的地方，我父母也盖起了房子。

我们两家隔着一大片花椒树林子的，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的土路。我们两家又挨得近了。

大爷爷很能干，很少见他板正地坐下来吃口饭。要么扒拉两口，要么手里拿着煎饼，边走边吃，每天像一架风车在转动着。

在我的记忆里，大爷爷的脚底板很宽，穿得鞋子总是前面裂开口，像两只张开嘴的大蛤蟆。村里有段顺口溜：大伙儿都往一队看，一队队长真能干，领着大家吃米饭，鞋子前面漏蒜瓣儿，后面跟着个大鸭蛋。

一个生产队要养活一群人，一个人一份口粮。那时“口粮”是实实在在，沉甸甸的。

大爷爷不仅自己能干，而且带着全队劳力干，手里端着自己的饭碗，心里盘算家家户户要揭开锅。

那时生产队的口粮主要冬小麦，玉米和地瓜，还有高粱，谷子和各类豆子。后来还种过棉花，黄烟。地头堰边种南瓜豆角，另外还有柿子、软枣、核桃、大枣，花椒等经济树木。

大爷爷精打细算，盘算哪块地该种什么，怎么种才能打更多的粮食。

天寒地冻，一场大雪。那时的雪下的很厚，人们出门手里要抓把铁锨铲雪，裤腿角要用专门的松紧带扎住。

大爷爷号召家家户户把铲起的雪往麦地里运。

今冬麦盖三重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田里的雪越多，麦子会长势越好。

那时村子周边全是麦田，用铁桶，粪筐，粪篓，肩挑车推，各自往自己队里的地里运雪。麦地堆出了一座座雪山。

冰消雪融之后，麦田里墒情好，麦子绿油油，长势良好。麦子是细粮，格外金贵。平时各家舍不得吃麦子，只有逢年过节，有红白事才舍得。

大爷爷对麦田都特别上心，甚至还派专人把各家的尿罐里的尿敛起来，浇到麦田里好促进麦子的生长。

等麦子拔节抽穗了，大爷爷雇上人驱赶麻雀，看守麦田，力争颗粒归仓。

麦田守里扎上一些干草人，树上挂一些随风飘荡布条碎布飘带，吓唬贼头贼脑的麻雀。

麦田多是水浇地。开春麦田管理的同时，地瓜地里的一套农活也紧锣密鼓。

冬春夏秋，周而复始……

大爷爷的能干在公社挂了号的。有一年，公社书记在我们村蹲点，看到了我们队的地瓜大丰收，更见识了大爷爷的干劲儿和精打细算。在三级干部大会前，他嘱咐大爷爷好好做个经验介绍。

原本以为大爷爷会大谈特谈一番，谁想到他抓耳挠腮，终于说：“俺就是不想让俺队里老少爷们没得吃，饿着去要饭，别的俺更不懂，争取明年亩产更多的地瓜。俺完了。”把个主持会议的书记噎在了那里，愣是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第二年，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大爷爷把村子后面草茬峪里那片苹果树砍了，改种小麦地瓜。这件事让公社里知道了，书记说他他冒进蛮干。

那时大爷爷年龄大了，身体有点走下坡路了，央求大伙儿别再选他当队长了。

他当队长差不多20年，从能干的小伙子，到了半拉老头。

大爷爷持家过日子更是好手。大奶奶拿主意，大爷爷坚决执行。

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政策变得灵活起来，他老两个开始做豆腐卖。

那时老百姓手里没有钱，豆腐用地瓜干或者豆子换。大爷爷在家做豆腐，大奶奶出去卖。

做豆腐有了豆腐渣，大爷爷又养上了窝猪，每年卖好几头猪。

后来，大爷爷还买了一头驴。那驴被蒙上了眼睛，在磨道里转呀转。赶集的时候，大爷爷驾上驴车，拉上瓜干去卖，然后买回豆子。

大爷爷时不时给我家送豆腐，豆腐脑。端着一个大碗，一到我家门口就大声喊我们。

大爷爷家有四个儿子一个闺女。他们用攒下的钱在西边盖了一间小北屋，那是大叔的家。大叔身体一直不壮实。

接着大爷爷在主屋东面给二叔和三叔又盖了两栋宅子。那时四叔比我大几岁，还没有什么打算。小姑嫁在了本村。

大叔娶了一个哑巴婶子，二叔一直找不上对象，三叔有文化，干过村里民办老师，大队会计，三婶子是山后梧桐峪的。后来大叔生病死了，哑巴婶子又跟了二叔。

后来，大爷爷的身体逐渐垮下来，经常心口疼。从医院检查回来后，他脸上再没有了笑容，常常躲在角落里开始熬中药。

那年多病的大叔死了，大爷爷心情更不好了。

大爷爷家后面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那是他家的自留树。夏天，周边的人都聚到树下乘凉，有说有笑，后来，大爷爷就很少凑到人群里。时常，他一个人坐在树下发呆。

1980年的深秋，难得他噌噌爬到树上下柿子，还喊我给他递筐，帮忙把柿子倒地上。

原以为大爷爷好起来，谁成想那年冬天，他在自家后面的一棵小榆树上了吊。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一年后，三婶子又喝药死了。接着二叔家的房子又失了一场大火，家里东西烧了个干净。

村里人都说大爷爷家是凶宅，可能风水上出了问题。

大奶奶一家人搬到村外自家的果园里住了，现在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没有了痕迹。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偶尔说起来还感慨大爷爷当年敢闯敢干，那时下的气力。

岁月是本厚实的书，那年是页码，那人就是藏在字里行间的轨迹。

        2025年1月1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