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周纪二的最后一年是周显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21年。这一年共记载了五件大事，其中前两件，司马光只是简单带过。
第一件事，周显王终于去世，结束了长达四十八年的名义天子生涯，由他的儿子姬定继位，谥号周慎靓王。
第二件事，燕易王去世，由燕王哙继位。
另外两件大事都与孟尝君有关，司马光不仅详细叙述，还专门发表了两段议论。首先，齐国贵族田婴受封薛地，封号靖郭君。田婴的继承人，正是以广纳门客著称的孟尝君田文。其次，孟尝君前往楚国进行外交访问，期间还发生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司马光在讲述靖郭君和孟尝君相关事件时，时间线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田婴受封确实发生在这一年。
田婴此前已经多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马陵之战时，他与田忌、孙膑一同出征，但当时还不是重要将领。田婴真正的高光时刻是在“徐州相王”事件中，他以齐国总理的身份与魏国总理惠施共同斡旋，既赢得了面子，也得到了实惠。
田婴受封的薛地，就是徐州相王事件中的徐州，位于齐国南部，也就是今天山东滕州一带。
齐国有南北两座徐州，南徐州是西周、春秋时期薛国的故地，如今还能看到薛国故城遗址。薛这个地名正是源自当初的薛国。
《史记》认为“靖郭君”不是封号，而是谥号，这其实是司马迁的误解。按照春秋时期的传统，既然受封于薛，称号理应叫薛君或薛公。但到了战国时期，封地和封号开始脱节。虽然有时也称田婴为薛公，但正式名号“靖郭君”在字面上和薛地并无直接关系，只是一个独立的美称。“靖郭”的意思是使城郭安宁。
战国时期，封君的权力已经大不如前。相比春秋时代，封君基本只能享有封地的赋税，无权干涉封地的军政事务，封地也不能世袭。不过当时正处于过渡期，封君对封地的传统权力还没有完全被剥夺。尤其像田婴这样的人，本身就在中央政府担任总理，位高权重，私心也重，为自己在小地盘上多做一些打算也并不奇怪。
不过，田婴首先要抓住的是整个齐国的权力。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田婴劝说齐王要勤于政事，每天都要及时处理大量公文。齐王一开始还照做，但没过多久就觉得烦透了，于是把所有事务都交给了田婴处理。田婴因此得以专权齐国。
不过，这件事显然有些疑点。这一年是齐威王三十五年，齐威王已经执政多年，怎么可能还像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如果《资治通鉴》里说的齐王其实是他的继任者齐宣王，倒还说得通，但齐宣王要三年后才会继位。
田婴接下来的举动，是在薛地修筑城墙。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喜欢划定自己的地盘，但田婴身为国家总理，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合适，甚至显得有点小心眼。后来，田婴的门客们纷纷前来劝谏。《资治通鉴》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其实取材自《战国策》，不过整理时删去了原文中那些生动有趣、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只保留了核心内容。不妨回到《战国策》的版本，看看当时的情形。
当时，劝谏田婴的人实在太多，把他都劝烦了。于是他吩咐门卫，只要是来劝谏的，一律不许通报。这样一来，想见田婴的人只能另辟蹊径。
果然，有人想出了办法，说自己只说三个字就走，如果多说一个字，甘愿被扔进大锅煮死。三个字能表达什么？这激起了田婴的好奇心，于是让他进来。来人快步进屋，说了三个字：“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跑，显得莫名其妙。田婴越发好奇，赶紧把那人叫住，非要他把话说清楚。
来人先是故作神秘，推三阻四，最后才解释道：“您没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体型太大，鱼网捞不住，鱼钩钓不起，人类对它无可奈何。但如果它离开了大海，连蚂蚁都能啃食它的肉。如今，齐国就是您的大海，只要您还有齐国的庇护，哪还用得着担心薛地？可一旦失去了齐国，光凭薛地这么一块弹丸之地，就算把城墙修到天上，也保不住您。”
这番话终于说服了田婴，他放弃了筑城的打算。
“海大鱼”的说法，对沿海的齐国人来说，可能确实有现实基础。人们应该见过鲸鱼搁浅在沙滩上的惨状。其实，这段“海大鱼”的故事，也和孟子的一段经历遥相呼应。
孟子周游列国，四处宣扬他的仁政主张，几乎能把所有问题都引到“仁政”上。当他途经滕国时，国君滕文公向他请教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齐国人打算在薛地筑城，这让我十分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要知道，滕国是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夹在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强国之间，能存续至今很大程度上靠运气。国家弱小，就容易敏感，总觉得别人的举动都是针对自己，担心马上会被攻击，这种心态如今可称为“受迫害妄想症”。让滕文公闻风丧胆的“薛地筑城”事件，其实就是田婴在听到“海大鱼”劝谏之前的计划。田婴未必真的想对付小小的滕国，但筑城的消息，在已经杯弓蛇影的滕文公看来，肯定意味着齐国要对滕国不利。
那么，滕国该怎么办呢？孟子还真有办法。他对滕文公说，周朝的先祖太王曾带着族人住在邠地，狄族人来侵犯，他就躲到岐山脚下定居。太王并非主动搬家，而是迫不得已。这里我们可以替孟子补充几句他没说出口的话：正因为太王的隐忍和迁徙，后来才有了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圣人，开创了周朝的伟大局面。
回到孟子的建议，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位君主能实行仁政，即便他本人未必能立刻成功，他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出现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伟大人物。至于滕国如何应对齐国的威胁，孟子的答案很简单：努力实行仁政，尽人事，听天命。
滕文公很委屈，说自己已经小心翼翼地侍奉相邻的齐、楚两大强国了，可还是免不了受欺负、被威胁，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孟子依旧用太王的例子劝说他，指出太王的管理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仁爱、真心关怀族人。所有问题都以人为本：强大的狄族人打过来了怎么办？人家想要财物，那就破财消灾，人没事就好。人家拿了财物还不满足，还想抢占土地怎么办？也好办，全族大搬家，土地给人家，别为土地动刀动枪，人没事就好。后来发现，人家不但想要土地，连人也要怎么办？太王想得开：要就要，你们被我统治是被统治，被狄族人统治也是被统治，没多大区别，犯不着为这种事拼命。我放弃统治权，远走他乡就是了，人没事就好。
如果滕文公真听了孟子的话，想开了卸任出走，扔下滕国这个烂摊子，爱谁管谁管。而滕国人无论变成齐国人还是楚国人，生活处境未必比在滕国时糟糕，也许还会出现孟子所期待的结果——滕国人被滕文公的仁政情怀感动，心甘情愿追随他。显然，滕文公不肯冒这个险，孟子应该也明白这个建议不太招人喜欢，所以还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祖宗基业不能丢，那就拼命吧。
孟子为滕文公提供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条是奋勇抗争，一条是避世退让。幸运的是，“海大鱼”的谏言让滕国的危机悄然解除，田婴放弃了筑城计划，滕文公也能暂时松口气了。
虽然薛地的城防工程搁置了，但它即将发生转变，会成为全世界亡命之徒向往的庇护所。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从田婴受封薛地的筹谋，到“海大鱼”谏言的点拨，再到滕文公因薛地筑城而引发的恐慌，以及孟子的应对之策，周显王四十八年的这些事件，看似零散，却勾勒出战国时期权力博弈的缩影。田婴的个人野心与齐国整体利益紧密相连，“海大鱼”的比喻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个体与依托之间的关系；而滕国的困境与孟子的建议，则展现了弱国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智慧。
薛地的故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田婴之后，孟尝君田文继承了封地，以广纳门客闻名，使薛地从一个普通的封地，逐渐变成天下英才与亡命之徒的汇聚之地。这里既见证了权谋的沉浮，也孕育了别样的生存哲学，成为战国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周显王四十八年的这些事件，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