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一直想推行大规模的改革,只不过一直受到母后牵制。
在母后于1780年去世后的第二年,他马上颁布关于宗教政策的《宽容令》,取消了天主教的特权地位,还有解放农奴的法令,同时他也开始推广德语,提拔德意志人当官,强调德意志文化在帝国中的主体地位,而不像母后一样喜欢用时髦的法语作为宫廷语言。
此后,他的改革也愈发激进,1786年他推出了《约瑟夫法典》,把帝国不同等级的臣民都纳入一套统一的法典下,一律视为平等的帝国公民。
他更加强调自己作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准备建立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现代国家,由开明的皇帝指挥着庞大的官员团队,将他的方针贯彻到全国。
其中最激进的措施之一,就是他对奥属尼德兰的改革。
这个地方算是今天的比利时,内部领地和从属关系非常复杂。
约瑟夫到当地巡游一番之后,在1787年推出了大规模改革,直接大刀阔斧地把所有古老的封建领地全部取消,地方议会和法院也全部裁撤,改成统一划定的九个省份,由皇帝派出的官僚统治。
然而,尼德兰人并不是德意志人,他们认为这些被取消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传统,各地很快就起义反抗。
出现类似情况的还有意大利北部和匈牙利地区,因为约瑟夫一心想要把全国都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完全不顾当地的文化传统,最终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骚乱。
在母亲去世之后,约瑟夫没有了制约,忘了自己加冕时的教训——他的权力基础从来不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而是有一套古老的仪式制度,才好不容易把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领主们团结在一个王冠之下,此时他的“开明专制”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约瑟夫作为一个开明君主,他把整体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所以他对外进行战争扩大国家的范围,对内则不断扩大皇帝的权力范围。
但另一方面,因为约瑟夫强调自己的开明和专制,强调自己和民众打成了一片,所以在底层民众和皇帝之间的贵族们就全部成为了假想敌。
某种程度上,皇帝过于激进的改革政策,也是微服出行的结果。
正是因为直接下到了基层,看到基层需要什么,反而忽略了中层和上层。
帝国的主体力量还是贵族。
这些帝国各地的贵族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也代表了当地的文化传统。
这些传统有些保卫了贵族的特权,但在那个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年代,仍然组织起强大的反抗力量。
于是,或者是农奴们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却迟迟看不到改革的落实,丧失了信心,又或者是因为皇帝过于急躁地推行标准化、统一化的新政策,让民众感到陌生,和贵族一同打起反旗。
他的弟弟劝告他,“如果我们要求服从的人,不理解且不赞同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这就是约瑟夫所谓“开明专制”的要害:
即便他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仍然不会信任一个遥远的国王。
最终,表面上合乎底层逻辑的政策措施,却忽略了能够妥善执行的中层甚至上层尚未到位。
约瑟夫轰轰烈烈的改革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中不了了之,生前最后一年,他规划了二十年的土地税改革被迫搁浅,而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也就是法国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遭遇了革命,而他无能为力。
最终,他因为旅途中染上的肺结核和疟疾,不到五十岁就郁郁而终。
而这样一个头脑超前于时代,而身体困于过去的人,他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至少能够学到,实现善良的意图更需要正确的手段。
约瑟夫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后世之人会比现世之人更全面、更公正地看待我的行为和目标。”
一方面,他推行的不少改革在他生前就遭遇了阻力,他给自己的墓志铭题写了一句丧气话,“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神圣罗马帝国也在不久之后因为拿破仑的威胁而解体。
但另一方面,约瑟夫的新政奠定了现代政府的基础,避免了像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而且他早有预感,警告过妹妹“革命将是残酷的”。
即便他的弟弟继位后,很多改革措施被取消。
但也因为他打下的底子,被当成旧制度象征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发生革命。
很多他的改革措施在1848年之后又重启,让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奠定的基础上,继续统治着欧洲最庞大的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777年,他去法国见自己的妹妹。
和以往一样,他选择了以法尔肯施泰因伯爵的名义微服出行,但消息还是走漏,搞得他一路上都在跟报纸和民众玩捉迷藏。
即便到了凡尔赛宫,他也受不了比维也纳宫廷还麻烦的法国礼仪,所以每天晚上都会返回巴黎的旅馆,白天再来凡尔赛宫,于是他既能领会法国进步和奢侈的一面,也有机会见到赤贫的底层。
这趟旅程的最后高潮,是他将要经过大思想家伏尔泰居住的地方,所有人都期待两个人的见面。
据说伏尔泰当天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戴了一顶新假发,听仆人说皇帝就差一个路口就到了,结果等了一晚都没见人来,让他大跌眼镜。
而据约瑟夫自己说,那天他到了一个驿站,有个人问他什么时候去见伏尔泰,他就问是不是伏尔泰派你来的,那个人回答说是,约瑟夫就说,这是头一回有人要求我说明我要去什么地方。
于是他就故意驾车穿过伏尔泰在的镇上,直接去了下一个地方。
约瑟夫并不喜欢别人告诉自己要做什么,即便对方是自己非常崇拜的伏尔泰。
他的一切计划都出于自己的理性,他深切地相信自己的决定应该符合逻辑,而不受他人影响。
这种自信,既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