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五千年历史进程中，士族名绅、名门望族不可谓不多。但一个家族可以经年累世，共耕互助、同居共食达数百年以上，实属罕见。因此，对于这样的家族，朝廷是要表彰的，把这样的家族称之为“义门”。在历史上表彰的“义门”中，一般达到五世、七世就非常不易，就可以获得“义门”的嘉奖，比如江西义门陈、陕西蒲城义门王氏就是如此。而今，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郑宅镇的郑义门，则是创造了十五世同居共食的历史，受到宋元明三朝皇帝的旌表，并赐封为孝义家。明代皇帝朱元璋更是亲自赐予郑氏一族“江南第一家”的牌匾（朱元璋御赐时，郑氏同居共食仅达到九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传奇。

郑义门的缘起要从“同居一世祖”郑绮说起。公元1193年，宋末，浙江省金华地区，有一个叫郑绮的人。在临终前，给他的子孙们留下一句话：“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天实殛罚之。”就是凭着一个在家中以孝敬著称的老人的一句话，郑氏后人坚守了十五世、360多年，郑宅最多的时候总计达3300多人共食一锅饭，成为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和睦庞大的家族。

“同居一世祖”郑绮留下的“遗训”就是一种农耕文明时代儒家所向往的“大同”思想。儒家的大同是指，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郑氏家族在“同居一世祖”郑绮的号令之下，形成了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共耕互助、同居共食”。

“共耕互助、同居共食”本是郑绮个人的理想，郑绮在晚年才向自己家人提出，怎么就能让后世子孙认同为家族核心价值观并内化为共同的追求呢？

第一，系统性很强的家规家训。自郑绮开始，郑氏一族就开始共财合食，到第五世开始，修订治家准则。历经几世修订，到明代，尤其是经过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郑濂的鼎力相助，将《郑氏规范》确立为168条。《郑氏规范》涉及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等多方面的族训，内容丰富、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反映了儒家礼仪美德的内在需求，符合社会实际，因而能够得到族人的长期认同及践行。

《郑氏规范》不仅是郑氏家人自己的思想传承，也得到当时鸿学巨儒的倾力协助，最终才形成了一部家规家训的巨著。郑濂曾求学于郑义门，并在郑氏家塾任教20年，对郑氏家规家训及家风极为赞赏，帮助郑氏族人完成了《郑氏规范》的最后编纂，并且还将自己的次女嫁给了郑氏后人。

第二，仪式感很强的长期训诫。郑氏一族不仅仅是修订族规族训，而且强调族人要不断学习领会，反复诵读。在长达数百年的同居共食的历程中，族人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钟声中，千百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祠堂前，集体诵读聆听《郑氏规范》，场面壮观并庄严肃穆。这种集体诵读的形式，是一种灌输，也是一种震撼力很强的教育方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熏陶是巨大的，循环反复，绝对会让他们把族规族训融入到血液里，浸润到骨髓里。这种仪式感很强的学习过程，是形成家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手段，从而让郑家家规家训产生了强烈的凝聚力，让“共耕互助、同居共食”得以坚守三百多年。

第三，差异性较大的育人模式。中国古代社会里，一般家庭只要条件允许，都是重读书轻劳动的，而郑氏一族不是这样的要求子孙的。《郑氏规范》规定，凡是郑家儿童，5岁学礼，8岁进家塾读书，12岁可以外出读书，21岁如考取功名，可以继续读书；考不取，就要回家从事田间劳动。郑氏家人，除了出仕为官和从事农业劳动之外，还可以外出经商。培养人才方面，不是以统一的尺度来衡量，而是讲究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人的潜质，能读书就读书，不能读书的回家务农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无论是外出经商还是做官，都要把俸禄或者经商所得利润上交给宗祠，不允许有贪婪之心。

第四，孝义廉洁为主的德行教育。“同居一世祖”郑绮曾经就以三十年坚持侍奉自己手足都伸不直的母亲而得到后人的高度景仰，因而郑家“孝”一贯尊奉“孝”；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郑家还担负起当地的相应社会责任，兴办“义学”，允许乡人免费就读；为病患施以“义药”……当然，家族内部，还强调一定要遵守规矩，要尚俭戒奢；外出为官者，一定要廉洁奉公，如果贪腐，必将被逐出家门。在《郑氏规范》168条中，就有3条专门是强调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因而，在同居共食的十五世期间，郑家有173人出任七品以上的官员，从无因贪婪被罢官的，足以令世人钦佩。

九百年已经过去了，但郑义门的治家风范及孝义廉洁仍然得到后人的崇敬。《郑氏规范》的“共耕互助、同居共食”家族核心价值观的长期坚守，都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