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学五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实习老师，一个19岁的大男生，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白皙。那时他在市区的师范学校读书，在我们看来那是个有些遥远的地方，他的家乡就在我们西边的另一个镇上。
他教我们数学，课后会无偿辅导我们几位同学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题目。他还教我们美术，我第一次知道画画可以用密集的斜线和交错的网格线来表示一样东西的阴暗面。一直到很大，我都会随手拿铅笔噌噌地在纸上画斜线，好像那是一种解压的方式。90年代教室里除了一架风琴，没有其他乐器。一般老师上音乐课时会请两个力气大的男生把全校唯一的一架风琴从这个教室搬到那个教室，但是我们年轻的男老师教音乐用的是录音机，磁带里放出周华健的“花心”“风雨无阻”“其实不想走”，还有小虎队的“红蜻蜓”“爱”…那时我们人手一本记歌词的本子。课间十分钟，老师会请把歌词抄写在黑板上，我们就照模照样地誊抄在自己的歌词本上，以至于后来大家对革命歌曲都还不感兴趣了。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
他的到来还打破了我们这个乡村小学循规蹈矩的教学。在一个春末的午后，他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了学校前面三四百米的海塘边。那时的钱塘江边还有大片大片的芦苇，芦苇丛里藏着不少蜥蜴，女生被吓得心惊胆战，男生则乐此不疲。江边悬挂着许多捕鳗苗的小船，我们去时尚未涨潮，泥沙露在外面。不少同学都顺着笔直的堤坝，抓住那些固定船只的绳子爬下去。我虽说从小长在江边，但当别人家都乘着海潮出海捕鳗苗时，我们家没有这样做。我跟爸爸说：平平安安就好，不用赚那么多钱。所以，我自然也没有下过江。
他看着我站在堤坝上，鼓励我说：下去吧，没事的。我碍着面子，紧张地抓着绳子一阶一阶往下慢慢爬，大概爬了五六米，当我的脚踏上那微凉的泥沙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我们在长长的横截坝上来回奔跑，五月的江水还很凉，但是在蓝天下无拘无束地奔跑叫喊的快乐抵过了所有。
但我们回来以后的某个中午，听同学们说，老师的饭盒都被校长扔出了办公室。那时，我们自然不太理解，现在想来，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但凡有个孩子在江边出了事，我们记忆里留下的全都是晦暗的阴影。但是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法，他依然按自己的方式来教我们，以至多年后男生们都记得他，把他当哥们儿。
在一个周日的傍晚，他让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带着他挨家挨户家访。这是多神奇的事情啊，老师上门家访是他开了先例，后面只有另一个老师做了同样的事。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同一所师范院校出来的年轻人。他看着我的照片毫不避讳地说：你要把头发留起来哦，长发好看。…
在我这么多老师里，他任教的时间最短，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学期。可是他给我的印象极深。现在想来，他的一些做法不见得深思熟虑过，他还有年轻人的好强冲动，敢想敢做。他这么对我们一帮学生，也许并非他的教学意图而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是在我胆小怕事，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的有限人生和视野里，他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觉。在这小乡村的外面还有大片大片我不知道的世界，还有许多我可以尝试的事情，生命不需要背负太多，一颗自由的灵魂会带你去到任何地方。
虽然走到现在，我的生活依然平淡无奇，但是在我心里总有这样一块地方，我会想起他。想起他对我们每个人没有偏爱，想起他揍那些调皮的男生，想起他把我关在教室门外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