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最不成器的皇帝，每天躲在后宫打造家具，他的时代被史学家认为是明朝最黑暗的时代。
这样的皇帝居然挡住了后金的攻势，连后金开创者努尔哈赤也被一炮炸死。
他没怎么上过学，竟然遏制住学富五车的东林党人的进一步专权。
他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今天我们走进明末那一段最为诡异的时代，去看天启皇帝是怎样斗智斗勇的搞定东林党。
一，明神宗的错误导致儿孙艰难的挣扎
万历九年，明神宗在李太后寝宫宠幸了一位姓王的宫女，这位宫女肚子出奇的争气，仅一次就怀上孩子。
但她的命却不好。因为是宫女的身份，估计万历皇帝也觉得丢人。所以并不想承认这个孩子。
好在万历的生母李太后着急抱孙子，并且李太后当年也是出自于明穆宗的婢女身份。所以对王宫女很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于是李太后强逼着万历承认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明光宗朱常洛，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
朱常洛虽然得到万历的承认，但并不代表他有多么美好的未来。因为万历实在不喜欢他。
万历喜欢的是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爱屋及乌，万历迫切的想把朱常洵立为太子。
但朱元璋定的老规矩，皇权继承有嫡子立嫡子，没嫡子则立长子。这条规矩被执行的有多严格，就连篡位的朱棣都不敢轻易打破，而是变着法的把马皇后编排为自己的亲生母亲。
由此可见，万历的想法是有多么叛逆，这样的行为必然引起看重礼法的文官集团强烈反对。
并由此闹出长达三十年的君臣对峙。这就是万历国本案的由来。说天启皇帝为什么扯出这么一段故事，因为明朝最后几十年涉及到的所有党争及阉党问题等源自于国本案。
万历十四年开始，万历不想面对文官的逼迫，开始执行不接触，不上朝，不表态三无罢工政策。
导致万历时代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
因为立储问题，万历罢免赵南星和顾宪成等文官，这些文官回到南方组建了复社及东林党政治团体。
同样由于万历的怠政，后宫的太监团队重新掌握批红的权力，并且在帝位传承中发挥了作用。阉党宦官势力抬头为后面的干扰朝政培育了新土壤。
万历不管朝政，文官为了和其他官僚争夺权势，开始按地域形成明面化的朋党斗争，例如楚党，浙党等政治派系。
这些派系在和东林党争权落于下风，大部分人加入了后期魏忠贤的阉党集团。
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带给他的子孙最不利的政治遗产。
二。东林党凭借三大案摆平其他政党。
万历四十八年，朱常洛继位。郑贵妃想当皇太后，特意选了十个美女进献给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好的朱常洛仅仅享受了十多天就病重下不了床。
蹊跷的是朱常洛并没有找太医症治，而是找来了郑贵妃宫里出身的太监崔文升。郑贵妃授意崔文升向朱常洛进献了一种叫通力的药丸，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泻药。
这下朱常洛再也扛不住了，命悬一线。可是朱常洛还是没有老老实实找大夫看病，他让管鸿胪寺的道士李可灼给他修炼仙丹。
朱常洛吃了一颗仙丹感觉身体有点恢复，于是让李可灼继续上供丹药。
历来道家的仙丹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各类砂石等重金属，以及含有剧毒的汞。这种药的作用不是延年益寿而是让人的身体燥热，起的是助长欲望的作用。
半死不活的朱常洛吃下第二颗仙丹后一夜暴毙。这就是明末三大案之首的红丸案。红丸案带来的后果就是东林党全面上台掌控天启初期的朝堂。
皇帝死了，朝堂上下不可能当没事发生。
当时的首辅方从哲有替代皇帝拟遗诏的权力，所以他把朱常洛的死因归咎于皇帝的一意孤行，并且还以内阁的名义赏赐献药的李可灼。
以杨链为首的东林党怎么会同意，东林党发动所有言官一起弹劾方从哲。方从哲为了尽快摆脱不利的局面，于是给所有质疑的大臣扣了一顶诅咒先帝不得善终的帽子。
方从哲本来是首辅，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完全可以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整个事件的发展，并且在皇帝死后，首辅有权利拿皇帝的遗诏平衡官场的争斗。
但方从哲出的昏招让自己搅进了这场纷争，他反而成了为皇帝之死负责的第一冤大头。
他以内阁的名义发出的诏书让所有文官的怒火对准了他自己。民间舆论，派系之间的逼迫让方从哲只能以退休的方式自保。
方从哲是浙党魁首，他的错误导致整个浙党群体持续的被东林党打压。不但丧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间接助长了东林党的势力，
到红丸案后期，时局已经不是围着红丸案本身而产生争斗，而是东林党打着红丸案的名义进行排斥异己的权力之争。
最终的结果就是其他派系被逼退出朝堂中心，东林党魁首顾宪成推出叶向高继任内阁首辅。
东林党凭借国本案和三大案积累的功绩成了天启一朝话语权最重的集团，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还有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核心官员都是东林党。
从行政到人事，从监察到舆论。东林党掌控了天启朝的所有核心权力。
三、天启皇帝和东林党决裂的根本原因
天启年幼，东林党对皇帝的威权阳奉阴违，并且通过权力制定出偏向南方商人的经济政策，把赋税全部加在农耕为主的百姓身上。
而且抑制明朝对盐税，矿税，酒税的收取。甚至直接免除了海关出口关税。这些利益本来应该属于明朝皇帝的私人小金库。
加上东林党在南方公开铸造假币，大肆搜刮民间财力。导致了天启时代的明朝国力进一步衰败。
财政的缺失直接导致边疆军事上的失利，曾经对东林党怀有感激之情的天启再也没办法容忍。
但天启暂时没有和东林党决裂的资本，东林党比天启有三方面的优势：
首先第一点，天启皇帝在朝堂上吵架吵不过这群书生，这群官员都是通过考中进士，大部分又在最能吵架的御史台历练过。
本身东林党又是通过卖嘴皮子才树立起来的清流名誉。
反观天启只是个少年郎，加上以前被郑贵妃苛待，压根就没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面对东林党的引经据典。天启帝实在没有胜算。
第二点：东林党在民间的声誉好的让人头疼，因为他们制定的各种政策总是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制定的。
加上东林党确实有几位一心为国的忠臣。他们故意打造不畏强权的人设，混淆了民间对东林党的坏印象。
第三点：就是东林党在朝廷的权力已经庞大到不受控制，他们掌控要害部门，对他们不利的奏章压根进不了内阁，也就进不了天启帝的书案。
天启帝怎么办，只能慢慢来。为了不跟文官吵架，天启皇帝只能和爷爷学习，缩在内宫不和文官见面。
虽然文官掌握着内阁行政权力，但皇帝掌握的内朝有一票否决权。这项权力就是司礼监的批红权。并且司礼监还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
天启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司礼监头领魏忠贤就成了和文官打擂台的不二人选。
天启仅凭批红权还是斗不过东林党，因为内阁有封驳圣旨的权力。出头露面的魏忠贤没办法只能拉拢斗争失败的其他派系。
在朝堂为东林党掺沙子。让东林党的重心转移到继续党争的路线上来。
天启帝通过这样的手段操纵前台的争端，加上皇权的有意偏袒，在天启四年，魏忠贤的阉党已经有了和东林党抗衡的实力。
接下来就是逐渐废除东林党把控的各项权利。
天启四年六月，以杨链为首的御史言官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天启帝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太监王体乾拿着奏章去念给魏忠贤听，并允许魏忠贤自辩。
魏忠贤深刻领会上意，他有批红权，故意在奏章上训斥杨链等人结党营私。并用无赖的手段逼迫这些人辞官回家。
同样的手段，派归降自己的浙党 楚党分子每天去首辅叶向高的府邸上吵闹。叶向高心烦意乱的被动致仕。属于阉党的顾秉谦顺利接掌内阁。
这还没完，魏忠贤为了彻底打倒东林党，一手炮制了杨链案，东林党有个军师级别的人物叫汪文言。
汪文言有个朋友就是驻守辽东的熊廷弼。熊廷弼丢了城池打了败仗被朝廷判了死罪。熊廷弼托汪文言跑关系想摆脱罪名。
汪文言花钱四处找人说和，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求到魏忠贤头上。魏忠贤顺理成章的把汪文言捉拿进锦衣卫的诏狱。
在诏狱里，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炮制了汪文言向杨链行贿企图为熊廷弼免死罪的虚假罪名。
包括杨链，左光斗，袁化中，顾大章在内的东林六君子全部被魏忠贤折磨致死。这一手直接导致东林党彻底败退。
到现在为止，天启皇帝只能算一时的胜利，因为民间的舆论对阉党专政的天启朝堂很不利。为了摆脱不利影响，天启发布了三朝会典。
核心内容是推翻了东林党对国本案及三大案的定义。会典里直接说明万历根本没有废弃长子朱常洛的事件，所有对万历的诽谤都是东林党自己伪造的。
并且朱常洛也并不是因为吃红丸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直接为当时的直接责任人方从哲和李可灼翻案。
同时也为自己的移宫案添加了新的注解，意思就是当年东林党就算不坚持移宫，自己也是当仁不让的皇太子，东林党的强迫移宫本身就是多此一举，反而连累了李选侍和自己的母子关系。
天启皇帝通过这些官方书籍要把东林党彻底搞臭。东林党退守江南彻底和天启帝决裂。到最后天启帝终于能正常行使自己的皇帝权力。
魏忠贤强迫江南富商上缴商税，同时又把盐酒矿等赋税收归内廷。财政好转，天启皇帝有实力购买西洋的大炮等武器，在辽东一炮终结了努尔哈赤的进攻态势。
四、总结
总结来说，天启皇帝从来没有和东林党正面交锋，在位的短短七年之间，和天启以前的历代朝堂相比，并没有大奸大恶影响皇权的人出现。朝堂还是完全由皇帝牢牢掌握。
就算后世比较诟病的宦官九千岁魏忠贤也不是那么恶贯满盈。说白了其实就是皇帝身边的一条狗。生死完全由皇帝说了算。
顺便说一下明朝的宦官，因为体制和宋朝有点类似，军队的管理都由朝堂文官决策管理。
文官直接对内阁，内阁直接对皇帝。说是宰相又不是宰相，其实相当于皇帝的特别助理一样。这样的结果就是宦官永远没法子插手军权。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是走的老路子，宦官代天子监督整个天下，内阁管理国家使之正常运转。
但由于王朝处在末年，文官腐败堕落尤其是东林党也并不是那么廉洁忠心，党争不断贪官横行，为了自己的小利忽略治理国家。专门挖空国家的实力。
所以天启皇帝没办法只能推出宦官震慑官僚集团。魏忠贤就是承担了这样一种角色。有人说魏忠贤杀了一批比较有名望的正直大臣。
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杀的人哪个不是和党争有关联的人，至少都是和东林党明暗勾连的人物。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代表的的新型官僚朋党，他们的出现可是把原来中的楚党，浙党给打趴下了。
关键是东林党这般人不干好事，把控南方经济大权。整个明朝海运基本上被他们控制。
天启皇帝和他父亲泰昌帝其实都是东林党扶持起来的。
大家可查查明朝三大案的由来，以及大礼议争国本的大事件。背后都有东林党的影子。
天启皇帝已经发觉东林党的野心，企图控制朝政政由己出。真正堵塞言路阻止人才上下流动的其实是东林党。
最后朝廷收不到银子，就没钱发军饷，没钱赈灾。魏忠贤勾结的也是原来败给东林党的官僚。
说的简单点，就好像两个人在别人屋里打架，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得半死，打赢的在屋里又吃又拿还不给钱，主家没办法只能扶持打输的这个人折腾另外一个人。
表面看起来是宦官张牙舞爪，实际上是代表的皇权，行使的是皇帝意志。所以天启那几年哪怕有天灾人祸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骚乱。就是因为魏忠贤给朝廷攒下了银子。有钱才能好办事不是。
当然魏忠贤也不是那么无私，私下为自己捞点好处肯定会有的。关键是捞钱的同时也干点正事还发掘了很多人才。
镇守辽东的孙承宗还有袁崇焕，没有宦官的认可如何才能镇守辽东，防备满洲努尔哈赤皇太极。
孙承宗还是天启的帝师。他是最明白的人，所以躲得远远的。去和满洲后金国也就是后来的大清国去较劲了。还是因为有了钱，才能给辽东那帮军队发军饷，供应粮草及各种物资。
明朝灭亡还有个原因就是明末不止文官贪财敛财。武将同样也是。辽东武将是勾结当地商人倒卖国家重要物资给关外满清。
就是因为这些晋商对满清有贡献所以才有了清朝的八大皇商。这又是独立于东林党之外的又一股势力。
这时候大明朝廷不是不知道，皇权下的东厂和锦衣卫可是以打探情报为主要任务的。也逐步在严加控制边疆。
虽然不能彻底杜绝。但至少没有再败落下去。皇帝也不可能把边疆武将一网打尽，要不谁来打仗，谁来防守关辽防线。
所以看明朝天启朝虽有各种纷乱，却也并没有达到那种天怒人怨的境地。朱由校虽没有朱元璋起死回生的本事，但他也尽到了自身皇帝的本职。
反观崇祯朝，天启临死让朱由检不要杀魏忠贤。并有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遗言。朱由检偏偏派人处决了魏忠贤及宦官集团。
虽是天子勤政，却也放开了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窃取国家财产的门路。任由文官党争，无底线的构陷，
像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袁崇焕，杨嗣昌等名臣哪个不是因为崇祯皇帝偏听偏信的结果而冤死的。
以至于亡国之际哀叹出（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甲申年变，崇祯吊死煤山。明亡。身死国灭身边只有一宦官王承恩陪伴左右。在这之前特意专门派人厚葬了魏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