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外国史诗，总会有这样的感觉：语言夸张而别扭。是我们和古人的感觉已大大不同，是古人说话往往夸张而虚浮，还是翻译体造成的呢？我认为三者都有：与古人感觉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古人的说话包括诗句在我们看来显得夸张，可能是因为诗歌发展阶段的问题；可人为控制的只有翻译，但翻译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也不例外。季羡林的文笔顶多只能算作朴实，实在不能算高明；即使朴实，也往往显得罗嗦，不那么干净。《沙恭达罗》是部戏剧，同许多古代戏剧一样，它用的是诗歌的语言。我们在这个译本里看到的诗歌语言却显得啰啰嗦嗦，没有韵味。但是，季先生是下了功夫且是诚实的，在序言里他态度很中肯，知道几分说几分话，这至少赢回了我对这位“国宝”的些许尊敬。

      我们离开翻译，来谈一谈戏剧本身。当我看完序幕之后，心情只能用“惊艳”一词来形容。序幕是女演员和舞台监督的对话，女演员受舞台监督的命令唱了一支歌来活跃气氛，调侃中序幕同舞台监督的这句话一起结束——“你那迷人的歌声牢牢地吸住了我，正像飞奔的鹿吸住了国王豆扇陀”。而第一幕是这样开始的：「国王同御者同上，国王乘着车子，手执弓箭，追赶着一只鹿。」当时我那个惊艳啊，没想到近两千年前的人竟然能这么写，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那这种写法搬到现在也会让多数人感到惊艳。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自己，歌德把这种写法称做“舞台上序剧”，并把它用在了《浮士德》上。

      戏剧里有两个最为重要的“道具”：仙人的诅咒和国王送给沙恭达罗的戒指。仙人的诅咒使国王忘记了沙恭达罗，而戒指是唯一能使他恢复记忆的东西。仙人的诅咒使得弄丢戒指的沙恭达罗大着肚子去投奔国王时被无情地拒绝，然后沙恭达罗被接到了一个仙乡；戒指被奇迹般找回后国王追悔莫及，如唐明皇被白居易写得很深情一样，国王的深情被大肆渲染了一把。这个渲染很有技巧：一个渔夫拿着戒指被守城士兵抓住，士兵把戒指呈现国王后，从士兵的对话中侧面写了国王的感受，之后又从侍女和士兵的对话中引出国王的伤悲，紧接着国王出场，开始渲染国王的深情与悲伤，其中国王画沙恭达罗的画像的场景可算是经典。之后，国王因帮助一个天神而被邀请上天，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仙乡，走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验证了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然后沙恭达罗出现，和解了，另一位天神出现说明一切，大团圆结局。

      这部戏剧的结构真是漂亮：连贯自然，伏笔别出心裁，详略十分得当。这个详略问题，我认为这部戏剧处理的尤为漂亮，如沙恭达罗和国王发生性关系的场景、孩子的出世及教育、国王回都后的生活、沙恭达罗消失一段时间的生活等，还有一些小细节，详略很好，如作者详细描写那幅画，却略写了国王同恶魔战斗同天神宴饮的场景，详或者略，只有一个标准：与主题即爱情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场景却值得商榷。沙恭达罗一见到国王，就立即和解，根本没有丝毫对国王之前的背叛的怨恨甚至没有丝毫微词，在问国王为什么会想起自己时主动提高了那个戒指，而且她和无所不晓的天神住了很久，极有可能被天神告知了一切，况且她还有一个仙女好友在下界观察国王的举动，仙女自己说打算把这些告诉沙恭达罗，所以，推测沙恭达罗在再次与国王见面时就已知道了一切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下面天神在解释一切时，沙恭达罗却无端有个较长的“独白”，像是完全不知情，这就显得前后不符、不合情理了。当然，这显得有些苛求了，它在结构与情节方面已近乎完美了。

      主题是爱情，但是是不是真爱情？我比较认同季先生的说法：纯粹是国王贪恋美色、寻欢作乐，或是纯粹为了传宗接代。如同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这只是一个宫廷诗人演绎的爱情；也如同《长恨歌》留下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的名句，《沙恭达罗》中的诗句经过季先生的翻译还是残留了一些光彩：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在书中我们可以侧面看出，一方面作者过多地把过错归于沙恭达罗身上，而国王的过错却最小，这也体现了当时男权的权威，弱视女性地位。另一面，作者也赞扬了封建社会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可贵，当爱情遭遇不公时，她敢于反抗，进行大男子主义的批判，直面男权。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敢于与男权抗争，叛逆的女性，刚烈的复仇女神的形象，有相似的一面。嗯，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