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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艺术

姚剑

“国破山河在”。杜甫的这句诗写于“安史之乱”以后，凡是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人体会尤深。即使千年以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杜甫对家国的深深眷恋。清代诗人赵翼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好诗的背后是国家破亡，为了“句工”，不得不经历“沧桑”，总觉得代价实在太高了。从国家和百姓的角度考虑，若要有可能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不要“句工”的好诗。但这不是一个不要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选择的问题。国该破时，那是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的。“句工”的好诗该出现时，也是什么样的沧桑都不得不经历的。

仿佛是一种宿命在作祟，由诗我想到其他。

从建安时期开始，东汉的国实际上已经“破”了。经历了百年的离乱，好不容易三国归晋了。愚蠢的司马氏又来了个二次“封建”。然而被“封建”的司马氏的兄弟子侄们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带头造反，于是有莫名其妙的永嘉八王之乱。北方的大好河山让与“五胡”去折腾。南方也不平静，宋齐梁陈，走马灯似地轮番“国破”。然而“国破山河在”，“山河在”的文化意味很浓。自然的山河自然在，那是谁也拿不走的。那种境况若在欧洲，就像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北方蛮族入主，不仅国破了，就连曾经傲视欧洲大陆的精气神也散了。一时间，欧洲大陆成了权力真空，只留下一个个惊恐的贵族堡垒，不知明天其可。所以，钱穆先生说，欧洲文化是散发式的。一个中心的政治衰落了，文化也跟着消失了。

而在东方中国这块土地上，情况全然不一样。由春秋战国孕育起来、经过两汉深入人心的儒、道文化，不仅没有随着“国破”而消亡，反而于国家危难之时，团结起来，以玄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的精神天空。中国有“国家”和“天下”的说法。军阀的长矛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儒道的精神却在坚守“天下”的阵地。北朝的文人们，用文化的力量在消融着野蛮，用悲苦的精神在积蓄着能量，用坚韧的耐性在等待着时机。南朝的文人们沉浸在朦胧旖旎的烟云水汽中，虽然国家屡破屡建，他们的生存环境没有北方文人那么严峻。政治用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把兴趣转到哲学、绘画、书法、诗歌，造就 了一个炫目的艺术世界。历史学家一说到魏晋风度，就联想到颓废、药、酒、女人，实在是太偏颇了。只有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魏晋风度其实是伟大的人性解放。

以哲学而论，中国春秋战国的哲学是政治哲学，其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用许倬云先生的话就是：只有宇宙观而无认识论。魏晋之时，中国的文化人失去了政治的羁绊，思想开始天马行空，纯哲学思辨成为可能，用老庄解读孔孟成为时髦，方正通达的孔孟之道与波橘云诡的老庄神韵结合，并且揉进弥漫于南朝的佛家思想，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思想文化奇观。后世儒家或出于维护儒家正统的心理，或真的不甚理解其中玄妙之处，就冠之以含有贬义在内的“玄学”。其实玄学实在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抽象代替直观，思辨代替说教，形而上学成为主流，追求概念与逻辑。虽然闪烁着古希腊文化的身影，却保留着中国儒道文化的内核。我们无法想象若能够坚持下来的结果。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可能不是英国，古典哲学的巅峰可能不是德国。再看绘画。汉代以前的绘画艺术没有独立的品格，是宗教的附庸、礼仪的陪衬、或者建筑的装饰，所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情感。此时，思想独立的文人们开始用绘画表达个人的情感。顾恺之的“传神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徽的《画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奠定了中国画的美学基础，标志着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立。再说书法。春秋时代文字通行大篆，然而各国之间的篆体不尽相同。楚篆与晋篆与齐篆都有差异。秦始皇时代才统一了文字。汉代虽通行隶体，但是终汉一代，书法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其中部分原因可能与书写工具有关，毕竟在竹简上写或刻文字时难以有艺术的冲动。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汉代文人思想被经学所束缚，难以有精神的自由。到了六朝，由于门阀文化独立于政治文化之外，统治者几乎没有文化建设的机会，因而对文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于是，中国象形字抽象的线条，或疏或密、或张或弛，或阴或阳，都具有哲学的意味。王羲之行书艺术的产生，是玄学气氛的产物。中国的诗歌在此以前的功能是文以载道，《诗经》为滥觞，汉代乐府为继承，所歌所咏，皆与人生命运、政治诉求相关。纯粹歌颂大自然的山水诗于这个时代诞生，与上述的原因应该是一致的。

这样，就不得不追问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历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学说，并不逊于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春秋学说。某种程度上甚至要优于后者。比如，希腊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都形成完整的系统。为什么与孔子同时代同样辉煌的希腊文化支撑不起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精神？东汉王朝轰然倒塌之后，为什么在政治最黑暗的魏晋时代，反而成了艺术的天堂？为什么在繁华盛世的汉代，反而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的艺术成就？

原因之一，春秋以来的中国文化奠定的深厚的基础。中国文化由来就是一脉相承，国家破亡而文脉相沿不断。两汉近四百年的文化固化，其实已经把儒、道的精髓尽皆吸纳于社会，并深入人心。在魏晋时代，南北大大小小的国家里，精神主导依然是儒道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二，中国文化原旨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以宗法为经纬的家国情绪。儒家关怀的是现实，从来不要求离开现实做“纯粹的学问”。因而中国文化传统难以导致宗教至上。而希腊文化高度的思辨和抽象，最易导致文化向宗教方向发展。中国文化这种脚踏实地的传统，使文化人始终坚守信念，不会轻易放弃。原因之三，以政治和战争为主题的魏晋时代，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因而给了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在盛世，出于国家管理维持政治秩序的需要，任何统治者都会对艺术采取为我所用则扬，不为我所用则弃。这在客观上会限制艺术的发展。随后而来的隋唐帝国起码在两个方面继承了魏晋精神。一，北朝文人的容忍精神。北朝文人经历了三百年的坚守和容忍，造就了大唐恢弘壮阔的风格、海纳百川的胸怀。二，南朝文人的艺术自由精神。南朝文人的艺术追求可能是无奈的选择，到了唐代就演变成自觉的创造。钱穆先生说，北朝文人悲苦，南朝文人虚幻。这就是说，北朝文人的贡献倾向于政治，南朝文人的贡献倾向于文化。这是从历史的渊源上而论，不是从唐代文人南北籍贯的构成而论。到了唐代，这种地域的界限虽然已经被完全打破，但北方雄健、南方婉约的艺术格局影响至今。

按照传统历史学者的看法，中国两千年多年历史有两次是“亡天下”，其余皆是“亡国”。这两次分别是，元朝代替宋朝，清朝代替明朝。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汪洋大海般深不可测的中国传统文化，蒙古人和女真人要想站住脚跟，唯一的选择就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当年北魏拓跋人早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衣汉服、改汉姓、说汉语，这才有百年基业。元初，蒙古人相沿旧习，后来发现不成，也只好汉化。最早把朱熹学说作为科举基础就始于元朝。至于清朝，特别是中后期，几欲就是汉文化的一统天下。

这是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