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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姓李，好像是京北沙河那边的人，汉军旗人，祖籍辽宁省盖州。先妻徐氏（是我两个祖母的姐姐，徐家四姑娘）生我大舅、我娘和我二舅（儿女混排，都叫他三舅）。
大舅清末公派留学美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海工作，因不满当局腐败，又重赴美国加州大学读研究生。因条件艰苦（勤工俭学），终致学业未竟，患肺病而逝。
二舅娶妻段氏，生育子女四人。舅舅三十几岁时患肺炎去世（入殓时我在棺旁）。表弟现在内蒙古呼市；小表弟在京，已退休；表妹现在北京；小表妹在陕西蒲城（已退休）。
娘的生母去世年代不详，只记得大人说，我娘跟我爸结婚后，二姨常来姐姐家住。
继姥姥张氏是沙河人，姓张。她娘家哥哥和侄子当年住在北新桥大三条，离王大人胡同很近，我去过几次。这位后姥姥生有二女一子。
我二姨早年就读于北京的女职，后来嫁到穆家。原来住在北京，后来他们这一房（二姨父行三，他的两个哥哥也都住在北京）迁回老家良乡。二姨有一子两女。
穆家老大（二姨父的大哥哥）在农村时有家室，进城后将妻遗弃，另娶蔡姓女。二姨父的大嫂离婚不离门，一直住在穆家，跟我二姨他们一起过，帮二姨带大三个孩子。
二姨先在县医院妇产科负责接生，尤其是在处理难产等方面，为当地妇女和家庭做了不少贡献。退休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三姨早年曾跟二姨一起在工厂做过工，解放后参军，后从湖北退役回来，也落户良乡（三姨夫也是部队的）。生有一女，现在良乡。三姨患癌症去世。
小舅舅参加过志愿军，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也许是从该校参军，未毕业），后分到水利部工作。因思想言论问题（属政治思想落后，与领导关系不好），被送北大荒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分配到长春。小舅妈也是北京人，因家庭成分不好、说错话，被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他们后转至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教，婚后有一子一女，较少来往。
我小时姥爷还在，但也只是做一般职员工作（好像在警察总署任职）。姥爷去世后，姥姥带着年幼的儿女，没有固定收入，因此两位姨较早失学。日伪时期，这两个当姐姐的做工挣钱供弟弟上学。姥姥的娘家哥哥在世时，可能在经济上还不时周济一些；后来那位兄长（我叫二舅爷爷）去世后，靠侄辈大概就不行了。
小时听说我三舅不孝顺，后来姥姥找到舅舅要点钱，很难要到。其实舅舅那时也无固定职业，主要做生意，先开了个“为宁大药房”，前店后家。记得舅舅跟我三叔一起，还曾往解放区运送过药品。可能没做多久就不行了，后来改做拍卖行，直到解放前夕。
解放初期，表弟表妹参军，舅妈和两个小的孩子就间断地寄居在我家。
舅妈的娘家我小时比较熟。他们先住安定门内大头条，后来住北新桥北的箍筲胡同路北一个大门里。有两年我几乎每天去他们家，那是我和舅妈的侄女迺华同在香饵胡同小学上学的那段时间。
舅妈的父亲在北城一带坐堂行医，小有名气。他常年在北新桥南路东的一个药铺××堂坐堂，有时也出诊。当时一大家子人就靠老人一人行医的收入维持。老太太半身不遂，每天拉着个空椅架子，在屋里屋外走来走去。
这对老人有两儿一女（女儿就是我舅妈）。大儿子当过警察，干过税务，人很随和，但没多少文化，也没跟其父学医；有时没工作就在家吃闲饭。段大舅母人很勤快，操持家务十分辛苦。
他们有四个女儿：老大1948年嫁给一位当时的空军。结婚那天我还在场，她站在炕上试婚纱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年她大概只有十七八岁，随后就跟丈夫去了台湾。直到我表姐第一次从台湾回京那年，她也回京探亲。我还去她四妹处看过她，也见到了段大舅母。
老二小名“伏子”，是我同班同学，人好、性子急，但在家特别勤快。我俩放学一块回来，都是先到她家，做完功课我再回家。他们一家非常欢迎我去（那年我才十岁）。
舅妈的父亲，我叫“亲（qing，音‘庆’）爷爷”，每日去药店坐堂，有时出诊，多在下午五六点钟回家。他到家前，孩子们都在他那屋“造反”。他住南屋，外间屋有一张长方的硬木书案，桌上的笔、墨、纸、砚等文具俱全。案子较长，可容三四个孩子趴在那儿写作业（那时叫“做功课”）。
我跟他的二女儿一起读五六年级时，老三三年级，老四更小，家里都叫她“se（色）勒儿”。那时的作业有毛笔大、小楷，几个孩子你写大字，她写小字，有的作算术，有的作语文，弄得一桌子、甚至满屋子乱七八糟的。
小四儿负责“放哨儿”。到五点左右，就让她到大门口外往胡同口那儿瞭望，见了爷爷的影儿就赶快来报告。经常是四儿在外面玩，爷爷刚进胡同时没看见；等她看见了，就赶快往家跑，边跑边喊：“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
如果来得及，就大家动手，各收各的东西。顷刻间桌上干干净净：爷爷平时用的笔架、砚台、墨盒等物原样摆好，孩子们都躲到（他们住的）小东屋，或在院子里等候爷爷大驾回府。
如果小四儿发现得太晚，这姐儿几个动作再麻利也来不及了，她们就把我推出去，让我这个“客人”去迎接老爷爷。我便跑出大门，迎着老人喊一声：“亲爷爷回来了！”老人一定停住脚步，跟我说几句家常话，问问：“你太太（祖母）可好？爸妈都还好？”等等。
有这么几分钟的空当，屋子里也收拾得差不多了，这样她们几人就不会挨说，大舅妈也免去一顿责问。在我年幼无知的记忆里，这位老人是我家亲友中最威严的一位老家长了。
段二舅会画国画，是知名画家颜伯龙的入室弟子，擅长国画花鸟。但解放前他的画卖不出去，又兼染上嗜好，比吸食鸦片还厉害，曾一度抽白面（就是现在说的毒品“白粉”），弄得穷途潦倒，家里四壁皆空。
为了能买到白面、吸上一口，过年时，他能把二舅妈刚凑凑合合包好的一盖帘饺子偷出去，换一口白面。据说二舅妈没办法，一个中年妇女只得扔下孩子，抛头露面地去“跑口”。那时一些穷人没正经营生，便背个麻袋去“蹭儿车”（不买票，搭拉货的火车），到张家口外买些口蘑或其他山货，回北京卖了赚点小钱。挣点钱还得防着他偷走。
大概一解放，这位段二舅就被政府带走，勒令戒毒。后来他找我爸帮忙，替他写了信。大约在1953年，他画了一张花鸟画给毛主席祝寿，父亲写的贺信连同画作一并托人送给主席。后来经政府帮助，将他推荐到北京国画院工作。从此他还真走上了正道。
国庆十周年时吧，齐白石等十四位著名国画家联手绘制了《和平万岁》大型花鸟画，后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他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又受聘去天津美院任教，不记得是哪一年病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