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驶过豫东平原时，正是黄昏。窗外，收割后的麦田坦露着大地最本真的肤色，一道道犁痕如史册的线装纹路。忽想起“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的话来，觉得这土地真是厚重得有些具体了，具体得像你推开任何一扇老屋的门，那门轴转动的吱呀声里，都拧着千年的晨昏。
路过一处正在翻修的古祠堂。断壁残垣旁，新烧的青砖码得整整齐齐，像一队沉默的士兵，守着身旁那些磨损了边角、浸透了风霜的“老前辈”。夕阳给它们一同镀上金边，分不出孰新孰旧，只觉得那秦的严整与汉的朴拙，宋的细致与明的通俗，竟在这一刻没了时间的藩篱，只留下“砖”与“瓦”最本初的质地。
这景象蓦地让我心中一动——这不就是“二”么？是时间与时间对面，是新与旧并肩，是消逝与存续共存。它们没有互相吞没，新的未曾傲慢，旧的亦无愠色，只是在晚风里一同静默，构成这祠堂此时此刻完整的、无法剥离的风景。
夜间宿在一处古镇。客栈是由旧日商号改的，天井里坐着几位闲谈的老人，话头一起，便是“讲古”。说这镇子曾是水陆码头，南方的丝绸、北方的皮货、本地的药材在此交汇。说话的老人姓陈，手指蘸着茶水，在石桌上画出镇子的轮廓：“瞧，这像不像个太极图？这边，山陕会馆的戏楼，飞檐翘得烈性，是西来的秦腔；那头，徽州人建的盐仓，马头墙收得含蓄，是南方的笔墨。
还有这街，青石板路中间，总嵌着一道老旧的麻石，那是更早的‘官道’。” 他的话音落下，我仿佛看见的不是店铺与巷弄，而是无数个“二”在流动、碰撞、交缠。秦腔的裂石之音与吴语的糯软，骏马的汗气与茶砖的沉香，关公的忠义与算盘的精准……它们从未真正“同”过，却在这方天地里，找到了一种更深沉、更稳固的“和”。这“和”，不是静止的完满，而是如脚下这日夜不息的暗河，在差异的河床里，涌动着不竭的生机。
第二日，去访一块著名的古碑。碑在荒僻的山腰，宋时镌刻，内容却是某位唐人对于东汉某件公案的评述。手指拂过冰凉的碑身，那深浅不一的刻痕，不只是笔墨的形貌，简直是历代拓碑人呼吸的叠印。
唐人的慨叹、宋人的刀锋、明清以来无数双抚摸的手掌的温度，乃至昨夜一场细雨留下的清润，全都在这石头的记忆里浑然一体。它不言语，却道尽了“三生万物”——从那最初的“一”（事件本身），到评述与史实的“二”，再到后世无穷的解读、感慨、临摹这个“三”，文化的万物便如此蔓生开来。而所有这些“不同”的时代与声音，最终都“和”在了这方沉默的巨石之中，让它比任何单一的论述都更接近真实。
下山时，遇见一株极老的柏树，半边枝桠苍翠遒劲，另一半却已被雷火焚成漆黑的枯枝，如戟指天。生死、荣枯，这最极端的“二”，竟在它身上达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平衡与和谐。它只是站着，便是一部《易经》。
归途上，那些“秦砖汉瓦”的意象，愈发清晰起来。我们常惊艳于盛世的恢弘、一统的气象，那或许是“一”的辉煌。但中原这片土地更深处、更绵长的力量，或许恰恰在于它承载了无数个“二”，消化了无数种“不同”。它像那位画太极的陈姓老人，也像这株古柏，更像那块沉默的碑。它不急于求一个抹平一切的“同”，而是在漫长的时光里，凝视差异，倾听对话，让征战与耕读、离乱与团聚、豪迈与婉约、坚守与变通……所有这些矛盾的线条，在它的经纬上交织，最后形成一种无法速成、亦无法摧毁的“和”的纹理。
车近城郭，灯火渐起。那每一盏灯下，想必都盛着一个迥异于别处的人生。但此刻，我觉得它们不再是孤光，而是一片共生共明的星海。这星海璀璨的基底，正是那无数“不同”却能“和”的、厚重而温热的泥土。
忽然想起幼时祖父哄我入睡的、无字的谣曲。那调子里，有他一生走过的潼关的风，洛阳的雨，开封的月。当时只道是寻常。
今夜，在千年古都的梦的边缘，我忽然听懂了那首谣曲。
它唱的，无非是砖挨着瓦，路连着路。新泥覆着旧土，而根，总在深处静静地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