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忆听书
我的童年正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那时除了几个月盼星星盼月亮看一次露天电影外，听说书便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娱乐生活。
农闲时，生产队队长请邻村说书匠到村里说书，来丰富村里的文化生活。我们小孩子听说今晚要说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早早地吃过晚饭，拿根凳子坐在临时安排的场地，说书匠打起连板，拉二胡开始定弦响起，老太太们拐着小脚从家里蹒跚出来，满脸的褶子都笑得舒展了许多。乡村枯燥的生活对快乐的向往就锁定在一场说书里。一张八仙桌，俩把椅子，一块醒木，说书的一般有两个人，一个人拉二胡（一般是盲人），一个人拿着响板连说带唱。先是唱一段，唱词顺溜上口，唱过就解说，好的说书匠还把人物的动作声音形容的有声有色。还加上点口技，抑扬顿错。悲情时，二胡拉的的悲切切意绵绵。或哀婉低回，或喜悦欢畅的弦子乐曲声，现在还仿佛回响在耳边；那时而欢快，时而凄怆，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唱腔，那时而一字一顿斩钉截铁，时而如连珠炮咄咄逼人的道白，经久难忘，历数十载而弥新。
记得在有月圆的夏夜，从队上的库房里拉过来一根电线，点亮一个灯泡，老老少少一个圈把说书人围住，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有人给说书人端茶倒水。
十来岁的我成了听书迷，最上瘾的是听《杨家将》和《包公案》，越听越入迷。唱一段说一段，一环扣一环，环环牵着我的心，说书匠讲一段喝口水，这不怕、怕的是讲到要紧处，醒木一拍，说书匠嘎然停住，最害怕他说要知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最喜欢那句台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那时，我们北方村里谁家添了男孩或婚嫁便请说书匠来庆祝。好的说书匠那时可是个香饽饽，东家唱了西家请。我听说书就像看电影那样高兴。即使在寒冷漆黑的夜晚，也常常和姐姐打着手电筒去别人家听书。女孩子家本性胆小，但是想到书中故事情节，英雄人物，惧怕却无。即使飘着雪花也阻挡不了我听说书的兴趣。
后来，村里的说书匠越来越少了，被一个话匣子收音机代替了，那年我上五年级，我们家也买了个收音机，收音机替代了说书匠，并且评书比说书匠说的更详细，每天连贯说一集，只用半个小时。最爱听的就是单田芳说的《隋唐演义》。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后来还有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播出时段在中午十二点半。记得我们姊妹几个常常聚在一起围着话匣子如痴如醉地听着。心情也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情节跌宕起伏而忽起忽落。那时收音机用的是干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小，恨不得钻进匣子里，我们姊妹几个常为抢话匣子而争吵，在争夺中常把收音机的零件损坏，弄得几天都听不成评书。
时光如流水，收音机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机；电脑；手机，然而我对文学的热爱，也许是那些年的听说书匠，听评书才让我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些人物逼真的描绘至今还在脑海中印留。
如今，伴随我童年的说书匠，单田芳等大师已经仙逝。听书的孩子已经步入中年。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悠悠的二胡，独特的声音却在脑海里扎下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