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并非只是简单呈现出我们塑造它们出来时的模样。它们也伴随着某些含义。这些含义有时候甚至强大到完全覆盖了他们的使用性。东西的双重属性很容易在消费链的尾端体现出来。比如说，在柜台上充满了最优质的商品，不只是因为一个昂贵而优雅的工具比一个便宜但结实的更有用，同时也是因为它能完成更多人们在它身上赋予的工作。因为它们能把人们所期许能象征出来的价值和优雅传达出来。
因此元明两朝可说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挂在墙上的绘画，小憩而坐的家具，为景德镇的陶瓷窑而放置的设备，用于个人和家庭穿着的丝绸，为阅读，也是为了呈现给它忠实的追随者而装帧精美的书籍。宫廷消费的规模往往是巨大的。国家工作地域内的全部设备，其中在宫廷区域内的一些设备本身，有些是在来自像苏州和杭州之类的主要制造城市，最后制造成了宫廷下令制造的奢侈品。当然，大众品味也紧随其后。非皇室的人为了自身利益紧盯着这些奢侈品并且纵容自己去消费它们，虽然他们只能在特定的规则下这样做——就像无论你什么时候买的一件印有龙在上面的东西，你都必须确定龙爪是四个而不是五个。对发现饰有龙的碗的召回是和耶稣教会相悖的。
品味并非只是经由一条传播纽带而从宫廷延续到社会。一些人大概希望通过获得帝王所消费的东西或者一些真品的仿制品来模仿他，但对有辨别能力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游戏。你最好建立起你自己的标准——绅士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建立与他们自身的消费偏好相匹配的风格。这并非取决于在它们有多昂贵或多惹眼之上(虽然当你为一件消费品花销巨大时，这样能很好地获得人们关注)，而应该取决于它是否优雅。优雅是一种很难的论断标准，难到为难了新贵和暴发户们。重点是，它甚至难到置皇帝于不利地位。一个皇帝除了拥有上天的授权，安全的机构和很显然无穷无尽的金钱供应外，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他的儒家老师，他根本不会有能全面指挥人们品味潮流的见闻:古典，绘画，书法，书籍甚至举止礼仪。忽必烈和朱元璋在掌握这种奥秘上并没有为难到自己。他们后裔中很多人是孩童时登上皇位，但做得并不比他们好。他们有应对这些问题的老师，但是他们并不全心全意听信老师的话。和他们宋代的前辈相比，元明的三十位皇帝以他们完全缺乏文化造诣而取胜。唯一例外的是宣德皇帝(在位1926年—1935年)，永乐帝的孙子即朱元璋的曾孙——是少有的皇帝之中能充分吸收文化的雅致并像一个画家一样获得真技能的例子。但，他也只是唯一一个。
经济建立在品味的基础上正如它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作为一名富裕的消费者，皇帝在成为优雅的消费者方面不得不让位于绅士鉴赏家们。皇帝们只是拥有物品，而鉴赏家们则利用物品来表达他们文化的最高思想:有思想的沉思，对美的洞察力和好的品味。消费的两种练习——引人注目和优雅——它们彼此影响，但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大大地发展延续。因此，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他的宫殿时，一个叫曹昭的富裕的收藏家正在南京编制一种利于收藏雅致的史前古器物的指导册。鉴别古物的基本准则(格物要论)教绅士读者怎么去辨别物品值得收藏且全无被强烈想占有它们所感染的心去欣赏它们。皇帝对此从来都没有兴趣。
无论仅仅是渴望得到还是真的有深刻的文化在内，消费对于模仿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极品的创作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也诠释了大部分人们对于明代艺术是如何看待的。
摘自:《困境中的王朝——中国元明两朝》作者:加拿大籍卜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