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秘密的家庭
引言
在下面这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兰组合（Milan Associates）的治疗与培训取向最基本的要点在于——循环（circularity）、中立（neutrality）、假设(hypothesizing)，正如他们的文章中关于这些主题所陈述的那样（Selvini Palazzoli,Boscolo，Cecchin，&Prata，1980）。尽管文中自始至终都在讨论这些概念，并且它们在呈现的所有顾问咨询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是在这里仔细地展现这一讨论的路径，将其作为本引言的第一个焦点。
我们还将仔细研究本案例阐释这一方法论（methodology）的方式，也就是说，米兰组合的特定技术是如何与本案例的动力与过程相匹配的。我们还将讨论小组的过程，以及为B家庭设立的特定仪式是如何通过重置家庭关系来影响其问题的。本案例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咨询顾问们(consultants）收到指令要尊重家庭里的一个“秘密”。他们持续地处理秘密带来的影响，却毫不提及秘密的内容，这一方法为
应对家庭工作中这一常见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建构一个假设
任何治疗的第一个行动，也是米兰小组方法论的中心原则，就是建构假设，它是一个随着治疗访谈的展开会产生许多可能的排列的过程。假设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家庭的运动共同演化。使用控制论反馈环路(cybernetic feedback loops）的概念能够最好地描述提出假设的做法，因为当家庭对提问的反应修正或改变了一个假设，基于此新反馈的详情，另一个假设又将形成。这一建构假设的持续过程要求治疗师持续地进行概念化的重建，无论其作为访谈者还是小组成员都是如此。
关于假设的建构，米兰组合描述了一种离心式的设计，即由问题（problem）组织起来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他们对重要系统(significant system）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他们通过询问一个对现在的问题的描述来开启访谈，家庭通常会以呈现一个症状持有者（symptom bearer）的方式来回应，即谁“有”这个问题。小组会继续问：“谁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这一提问将完成两件事：它立刻对问题赋予了一个人际的定义，暗示一个问题必须有“发现者”（noticer）才能存在，并且把这个问题定义为任何一个人之外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或者现在的问题，被看成至少两个（并且无疑有更多）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此时，小组的提问将问题的承载者与发现者联系到了更广的家庭系统。接下来要做的是将家庭系统联系到延伸家庭和转介情境(referring context），这一过程具有离心式的动作，反映了循环的理念——将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共享某一模式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便是其例证。
在每一次离心式的扩展时，米兰小组都会针对随着时间导致问题产生的模式作出一个新的假设或者新的解释。例如，他们可能从一个父亲和一个有问题者开始，然后转向父亲、有问题者和母亲，然后是父亲、有问题者、母亲和父亲的兄弟，最后他们将整个家庭系统与转介人联系到一起。所有延伸关系与背景的汇集，产生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式的假设（systemic hypothesis）。现在，在这一系统式假设的建构中，靠“问题”得以组织起来的整个系统便得到了解释。
当霍夫曼和我自己观察博斯科洛和切钦时，我们特别注意他们对假设建构的修正——也就是他们何时改变它，基于什么信息，诸如此类。每次咨询中，几个假设都被用不同种类的循环问题（circular questions）进行了检验。我们观察到两件事：第一，治疗小组关于系统及其两难困境的假设会随着每一次会谈而改变；第二，他们关于建构假设的假设也随着时间改变了。当我们询问他们对假设建构的模式时，博斯科洛和切钦说：“它并非是保持固定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们没有一个理论。我们没有一个理论是因为一个理论意味着：你对一个家庭应该是怎样的有一个固定的假设。我们不知道它应该怎样。”
他们对假设建构的做法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来自他们的培训程序。例如，他们运用在单面镜后安排两个小组的方式来训练治疗师，这两个小组要一起产生不同并互补的假设。在这一设计中，T组由督导和治疗小组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建构假设和干预并提议给治疗师用于家庭工作。O组不与治疗师或与家庭进行交流，而是建构关于家庭并且关于治疗情境或T组的假设。这些内容一直保留到访谈结束时，这时候团体之间交换他们的假设和对干预的想法。每个团体都成为了一个“系统式头脑”（systemic mind）——也就是说，他们关于问题情境形成了一个让他们满意的总体解释，这一解释对他们来说是风格特异的(idiosyncratic），与所有其他的解释都不同。在会谈结束时的这一思考的交换是对案例的重要审查，它让两个团体都激发出新的想法与可能性。于是，小组作出假设的行动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结构化取向（structuring orientation）。它始终是治疗师和家庭刚刚采取过的行动之后的下一步。
循环提问
循环提问技术是米兰小组首创的一种访谈方法，它不仅在他们的访谈设计中保持着中心地位，并且还随着时间产生了它自己的变体。
循环基于这样的理念：经过时间的流逝，人们通过特定的模式彼此联结，我们认为正是这些模式构成了家庭。①家庭成员通过言语或非言语形式的信息(information)交流来显示他们的联结。这种语言描述了讯息（message）的交换，在
问题系统中，这些讯息对家庭来说常常是混乱难懂或者不被接受的。循环问题明确并澄清了这些混乱难懂的想法和存有疑问的行为，而且以新问题的形式将信息引回给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治疗系统和家庭系统通过语言共同创造了多重意义，使得考虑更多而非更少的替代选择成为可能。
循环提问还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方法，并受到格雷戈里·贝特森对信息作为“差异的消息(news of a difference）”的定义的支持。米兰小组已经将此改进为表示“关系差异的消息(news of a relationship difference）”。通过以苏格拉底式提问的形式来运用循环问题，他们能够从家庭引出关于关系差异的陈述，并与此同时将关于关系差异的陈述引回家庭系统。如果一个咨询顾问问“谁最赞同奶奶的观点，认为这是个问题？”那个人（同意者）和奶奶的关系正在通过这个提问而得以明确。运用这种提问方法，信息(information)得以与数据（data）分离开——数据是事实的汇集，并不描述关系（例如，我是忧郁的，他是疯狂的，那是夏天的时候，等等）。
循环提问同样尊重治疗师对家庭的中立。随机地询问“家里现在的问题是什
么”，能够让治疗师避免与家庭成员形成联盟(alliance)，使得治疗性中立得以保持
完好无损。赞同式问题(agreement question)和分类式问题(classification question)常常跟在“现在式”问题（“now”question）之后：谁最赞同妈妈的观点认为儿子太过独立了？谁最不赞同？这种类型的提问成为澄清系统中的结盟模式的另一种尝试。重要的是，问题仅仅是向家庭询问结构性的队列、比较和分类，而决不以问题自身进行陈述。
这里要特别评论一下米兰小组在提问中对“切入点”（openings)的使用。切入点是一个线索词、一个主题或家庭提出的并且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想法。访谈者把这一想法看成系统中的一个缺口(indentation），并用循环问题来填补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家庭提出“独立性”的概念，访谈者将跟随这一想法，作出分类，寻找赞同意见和解释说明，直到这一缺口或切入点被该家庭中各式各样独立性的关系
信息(relationship information）填满。就是通过这样的有取有予、治疗师提问、家庭
回答，家庭自己对他们“独立性”的概念便得以扩大或改变。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尽管治疗师不把切入点强加给家庭，家庭成员们提供的想法却会随着提问引入关系差异的消息而改变。提问成为贯穿访谈过程的微缩
的干预。①这是博斯科洛和切钦对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在会谈末尾给予最少的干
预所作出的解释
任何方法都必须经过检验以确定其效度（validity）。米兰组合在他们的培训程
序中运用T组和O组来使用循环提问的方式，显示出该理论在不同情境中成功复制自身的能力。因为米兰小组在其理论范围内既能培训也能治疗，这一方法论的有效性便通过其应用的可能性得到了验证。伴随着这一疑问，围绕莉萨离开家或留下来的模糊信息变得活跃起来，而莉萨哭泣着，想要离开这次会谈。然而，她对自己与母亲关系的困惑依然存在，并且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处理：她更多地是在通过留下还是离开来帮助母亲的婚姻？这强烈地暗示着家庭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母亲必须拥有一个成功的再婚！母亲引述自己的话，她想让家里的事情保持“平等”（even)，并且作为这一理念的代表，她指示莉萨听从她的继父：“他说‘跳’，你就跳；他说‘放下’（lay down），你就放下。”①显然莉萨一直以来都在清晰地阅读这没有明说的潜台词。留下来意味着她必须（在性方面）“听从”她的继父，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她离开，那她是在辅助母亲的婚姻还是在让它变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被表述为“如果我没有被生下来的话，事情本可以更好”的存在性两难困境看上去为莉萨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乱伦行为与关于说与不说的假设的联系，还有这一想法与两个家庭的组织的联系，最终得以揭示。这就是那个秘密所代表的东西，现在它被带入了公开的协商之中。
干预
建构干预的过程必定要同时反映特定的技术与一种理论的立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米兰小组关于在人的系统中进行干预所采取的立场受到了二级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与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对生命系统中的结构自主性（structural autonomy in living systems）的理论表述的影响。二级控制论的兴起消除了从外部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一个系统的“客观”观察者的概念。另外，我们不得不越来越注意到并且尊重系统中代表家庭自主创造性活动的事件——这就是米兰小组提到的家庭的自我治愈能力的含义。这一想法来自马图拉纳，他声称对任何向生命系统提供的扰动（perturbation）的反应都由该系统的固有结构所决定。因此，治疗师不再能够搜寻会产生特定结果的特定干预，更确切地说，他/她必须试图实现与系统的结构性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即治疗师与家庭的互动处于持续校准的位置，并且该校准乃是服务于系统的自我组织能力。
米兰小组在建构干预时对小组的使用有一些独到的特征。他们希望该小组是非竞争性的，并且不去努力达成一致或共识。在致力于寻找干预的过程中，每一位小组成员用一种线性的方式说话，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前一个人关于此家庭的想法。一两轮线性观察之后，一位小组成员可以将两个想法联结起来，然后另一位小组成员可以增加第三个想法，依次类推。这样，便创建了关于系统的新的连接，这个系统也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很快一两个假设便浮现出来，而小组能够选出哪
一个假设最符合他们的“系统式头脑”。通过这一过程，小组能够跨越层级，到达更高层面的逻辑类型(logicaltype）。换言之，等到他们的观察结束时，与他们一开始时相比，更多系统式的表述方式便清晰可见。现在，这个小组不仅建构关于问题的解释性假设，也建构关于改变的假设，于是就转为干预。在B家庭中，米兰组合推断莉萨和母亲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强烈的情感纽带，而为了保护第二个家庭，这一情感纽带被否定掉了。如果母亲和莉萨表现出她们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则这不但会使她们成为家中最强大的一对（couple），还会挑战第二个家庭的主导地位。为了继续保护第二个家庭，同时重新组织莉萨和其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他们建构了一个仪式：母亲和莉萨每周要用她们选择的任意方式一起呆一天，而且她们不要和任何人说她们一起做了什么。这一天要作为她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这一仪式对这个家庭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它让莉萨有机会发现她母亲是否清楚地接纳她；第二，在一周中剩下的六天里，它清楚地让母亲和莉萨的妹妹们呆在一起。这一惯例打破了母亲和莉萨之间情感纽带的模糊性，它既约束又强
调了她们之间“牢固”的关系，并且没有挑战第二个家庭的主导地位。她们这一天的“秘密”挑战了父亲和莉萨之间乱伦行为的“秘密”。通过将莉萨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恢复至公开和牢固的状态，他们希望乱伦行为能得以停止，因为母亲将能够清楚地与莉萨联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会危及她的第二个家庭。
米兰小组又见了这个家庭两次。应该说第一次咨询过于成功，因为这个家庭接下来拒绝带他们的议题去找他们的诊所治疗师，但是6个月后，米兰小组为其提供随访咨询(follow-up consultation）时他们却同意见面。这次会谈中只有父母在场。博斯科洛和切钦小心地表示这次访谈不是一次治疗会谈，而是一次研究随访(research follow-up）。他们用一种故意单调的方式提问循环问题，有条不紊地追踪家庭中的所有当下行动以及关系中的变化。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莉萨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
一年后他们再次见了这个家庭。家庭中大部分人参与了访谈，包括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宝宝的莉萨。然而，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坚持要关上单向镜的百叶窗，拒绝让其他咨询顾问们观看会谈。这个家庭讲述了近期的消息：尽管莉萨已经搬出去了，黛安娜也还是自己住进了医院，因为她想和姐姐一起住，而父母之前都已反对过她。米兰小组之前的行动遵循的假设是如果大女儿的情况得到了解决，这个家庭就会安定下来。人们可能会争论，说咨询顾问们本应该追踪二女儿黛安娜的困境，她在去医院之前在家里一直过得不开心。对于这个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咨询模式本身可能未能让这个家庭安全地固定在一个持续的治疗上；另一种解释是治疗师们的咨询假设过于聚焦在第一个家庭相对第二个家庭的想法，而没有把所有女孩看成是父亲骚扰的潜在受害者。
对B家庭的报告以一个讨论作为结束，讨论的内容是顾问咨询的本质、其固有的问题、如何能够最佳地使用它们以及我们领域中顾问咨询的最终位置(ultimate place）。
′案例：顾问咨询与对话
霍夫曼：本次顾问咨询是什么情形？
切 钦：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坊，并被B家庭的治疗师S医生请求见一下这个家庭。S医生当时已经见过这个家庭三次，前两次见的是全家，第三次只见了父母。这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加上三个女儿组成，三个女儿分别为：莉萨，21岁；多丽，16岁；黛安娜，14岁。莉萨来自妈妈的前一段婚姻。当时呈现的问题是，近6个月以来，黛安娜在学校和家里都一直存在行为问题。父母抱怨她变得对爸爸非常敌视，总是和爸爸争吵，而在此之前她和爸爸非常亲近。此外，在和父母的那次会谈里，这位妈妈指责这位爸爸和莉萨存在乱伦关系。他会在卧室墙上钻洞来观看她脱衣服，尽管尚不清楚他是否曾和她发生过性行为，但至少他曾经有过
几次这样的企图。在过去的一年中，莉萨曾有过一次自杀企图，并有过一两次离家出走。治疗师感觉这位妈妈并不是很关心莉萨，只是给出这一信息作为一种指责丈夫的方式。在这次会谈结束时，S医生感觉她需要一次顾问咨询。
佩 恩：她给出的原因是什么？
切 钦：当时情况非常复杂。这个家庭只是抱怨他们和黛安娜存在的问题，而治疗师眼中莉萨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帮助。在前两次会谈中，治疗师看到她情绪非常低落、非常抑郁。但是这对父母不想让治疗师在孩子面前谈及乱伦行为。治疗师进行了一次顾问咨询，因为她无法从这一禁令中摆脱出来。
佩 恩：那么对你们来说，问题就是治疗师被这个家庭禁声了这一事实。
切 钦：是的。她说：“你能帮助我吗？”但是这个禁令同样也是针对我们的。
博斯科洛：顾问咨询的另一原因是获得一个我们能访谈的家庭。当S医生询问这对父母是否愿意获得一次米兰小组提供的顾问咨询时，这对父母说他们同意，条件是咨询顾问们要同意不去谈乱伦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示我们如何处理秘密带来的问题。
霍夫曼：这些就是当时你们关于这个家庭所知的全部了吗？
博斯科洛：是的。通常我们不问治疗师太多问题。我们只想知道为什么治疗师寻求顾问咨询。
霍夫曼：你们当时如何看待治疗师的难题？
博斯科洛：就像我们所说的，治疗师处于某种双重束缚之中。这个家庭呈现了一个难题：小女儿黛安娜好斗并且在学校表现不佳。但是让治疗师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个女孩莉萨已经存在自杀倾向并曾被性骚扰，而这对父母谈论这一乱伦问题的方式是说：“不要谈及它。”这些就是我们想要预先知道的全部了。不然，我们觉得，我们的头脑会被塞满太多数据（data），尤其是被治疗师对这些数据进行的解释所阻碍。例如，如果治疗师告诉咨询顾问们关于一个三年前去世的祖父的事情，咨询顾问们可能会开始建立联系，而这些联系并非这个家庭正在建立的联系。
佩 恩：这样你会把治疗师给你的想法放入系统之中，而非生成你自己的想法。
博斯科洛：是的，这样就没有帮助家庭提出他们自己的联系。我们必须通过访谈的过程了解祖父的去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否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可能完全不重要，或者它也可能非常重要。但是你只能通过访谈中的信息（information）了解这些，所以如果你预先不知道这一事实可能还更好些。
切 钦：例如，当我们见一个家庭见了好几次，并且不断作干预，而家庭却不动，我们就陷入了僵局。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经常会和家庭预约6个月或1年后见。当我们见到他们时，我们试图把他们看作一个新家庭。我们不去看录像，我们不去读笔记，我们试图摆脱所有我们在治疗中曾经做出的建构。同样，当有人向我们呈现一个案例时，我通常只听呈现的问题，听治疗关系，之后就充耳不闻了。
博斯科洛：家庭过来的时候通常带着一幅僵化的地图，也就是一个对于正在发生什么的固定的解释。假设治疗师基于他对这个家庭的了解也有一幅僵化的地图。你有两个带着僵化地图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即将相撞：“我的解释比你的解释更好。”治疗小组也会卡在同样的关于家庭的想法上，伴随而来的便是治疗的僵局。
切 钦：例如，在这个家庭中治疗师对乱伦行为印象深刻，而印象深刻意味着她开始绘制一幅地图。她把乱伦行为看作家庭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与父母心怀的地图则颇为不同。
佩 恩：在描述你们的访谈过程时，你们经常区分获取信息与获取数据。你们能在这一点上详细说一下吗？
切 钦：是的。我们对信息的观念是基于贝特森所说的，信息是关于差异的消息。信息是至少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一物联系着另一物。如果你说“我是抑郁的”，它是纯数据，但如果你说“当妻子面带怒容看着我时，我是抑郁的”，它就成为了信息。描述医院里的病人的图表充满了数据，但却没有很多信息。
佩 恩：你们如何把数据转为信息？
切 钦：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只能在访谈家庭时做到。你无法对转介人这么做，因为那样你会获得一幅预先定制的地图。
佩 恩：所以你谈到的地图是你和家庭一起绘制的一幅新地图，既不是你的地图也不是他们的地图。
切 钦：是的。并且访谈的过程可能经常改变家庭中个体建构他们地图的方式。
佩 恩：我看到一个培训的难题。学员们一开始经常建立一个假设并且盲目地跟随它，而没有对来自家庭的反馈作出反应。会谈中的解释方式在不断地演变，这一假设却一直未能被此解释塑造成型。到最后，他们获得的家庭的画面将被那个最初的假设所支配。
博斯科洛：当你想到治疗师在作出一个假设时通常会忠于一个督导或老师给予其的假设，而这与一个家庭忠于其最初假设的方式如出一辙时，便会知道这个问题是颇为复杂的。
佩 恩：当你们进行顾问咨询时，我会假设你们是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建立假设：作为咨询顾问的你们与治疗师的关系；治疗师与家庭的关系；最后是家庭动力。
博斯科洛：是的，所有这三个层面都是一个更大的环路（loop）的一部分，这个环路包含着我们所说的重要系统——构成一个问题及其社会生态的信息与关系的复合体。
切 钦：为了掌握重要系统的维度，我们以一种离心的方式前进：首先，我们想知道问题是什么（更确切地说是家庭认为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是如何与家中其他人相联系的；其次，我们问这个家庭是如何与更大的背景、亲戚和宗族相联系的；最后，我们去看家庭系统是怎样与治疗系统相联系的。你扩大其背景，直到你找到一个令你作为观察者感到满意的解释。你永远不能说一个系统的实际限制是什么，所以这个决策是专断的。而当你在所有的三个层面上作出这些假设时，你就把它们联系成一个单一的有意义的假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式的假设。
博斯科洛：在培训中，我们使用一个督导团体，还使用一个观察团体。观察团体独立于督导团体，并且观察团体将建立假设。然后，当督导团体给出其干预，他们与观察团体会见并且交流彼此的思考。当他们会见时，两套假设与干预是不同的。然而每个小组还是提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系统式的假设与干预，即便它们彼此不同。
霍夫曼：你如何解释它？
博斯科洛：这一现象与假设的内容无关，而是涉及那个解释是否能够令系统式头脑满足。我们试图把小组变成一个系统式头脑。
霍夫曼：没有人能知道第二个观察者的假设是否更好或更糟，没有办法对这两者进行比较。从实验性的角度来说，这个家庭是否回来并且已经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改变，就是人们所能知道的全部了。
切 钦：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学生们，治疗结束时，就是当家庭不再将其自身定义为病理性的、治疗情境也不再将其自身定义为治疗性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家庭治愈了自己，摆脱了自己是有病的这一想法，治疗小组也治愈了自己，摆脱了自己是有用的这一想法。这时候你就会说“我们没什么可以说了，我们已经想不出什么了”，而他们会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你们彼此分离，然后你们再次成为另一个家庭的治疗师，因为你们有对人有用的需要。
霍夫曼：有意思。人们正在开始用“被认定的治疗师（indentified therapist）”的用语来思考。
切 钦：他们双方都要被治愈，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变得更好了，而治疗师却仍然是治疗师，这个治疗就变得永无止境了。即使他们仍然停止治疗，这个家庭仍将不时地拜访这个治疗师以使治疗师安心，对他说“看，我的状态不是很好”，或者治疗师将会进行一次随访。治疗可以是一种令人成瘾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