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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己至，昼夜温差大，早起的鸟，叽叽喳喳吵醒沉睡的梦。推开窗子，枯枝上覆霜，残叶如花。连日晴朗少雨，冬日暖阳下虽遍地荒芜，却如春暖乍现。

最近几天，黄梅喜忧参半，焦头烂额，她真不知道该如何给钱大姐“回话”。

黄梅家在县城里开了家私人诊所。疫情期间，生意一直很忙碌，老公每天忙得很晚，就在自家诊所的楼上休息。黄梅每天早起打扫别墅的卫生，洗完衣服，就开车匆匆的赶到诊所去帮忙。这样下来他们在小县城里每年也有可观的收入。

诊所有上下两百平左右，是五年前自己家全款买的门面房。门面房的对面就是县实验小学，是个很繁华的地段。他们在一楼里面装了厨房和卫生间，楼上是一套二室二厅的住房。但家里八年前，在县城新区有一套装修豪华别墅，里面一应俱全，住着舒适，所以他们还是喜欢回别墅里居住。

果不其然，等黄梅赶到诊所的时候，老公杨猛已经有了一个正在输液的病号，老公肯吃苦，人又勤快，店里外早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杨猛正和病号在那聊天。

黄梅把买的菜放到了后面厨房的餐桌上，老公跟了进来问:“你跟小浩联系了吗？钱大姐昨天晚上11点多还没走。今天，咱们该怎样答复她？”

小浩是他们的儿子，名字叫杨浩。今年28岁了，小伙子人长得帅，能力强。在省城体育学院大学毕业后，实习的时候就进了深圳的一家上市健身房里工作。现在也在外工作快五年了，已经成为那家公司的区经理，一个人管了六家店，年薪有百万，早年买了车，去年社保满五年，黄梅两口和儿子共同湊钱付了首付，在深圳的福田区按揭购买了一套100平的住房。

黄梅只无奈地摇摇头，指指外面的病号，对丈夫说:“你先去忙，中午我和小浩联系了再说。”这时候，正好又来了一个病人，老公到外面忙碌去了。黄梅收拾好中午吃的饭菜，放在整体厨房的锅台上。黄梅坐在餐桌旁，拿出手机准备和儿子联系。——其实儿子工作忙，一般情况都是儿子在上班开车的路上主动联系自己，娘俩聊视频，儿子和杨猛话少，只和黄梅沟通得多，就算偶尔联系不上当妈的，联系爸爸张口第一句话就是:“爸，我妈呢？”为此杨猛没少跟儿子怄气。

黄梅很少主动联系儿子。深圳是南方城市，儿子早上起来晚，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外工作。这时候，黄梅犹豫再三，还是放下了手机。

其实钱大姐的“步步紧逼”，虽然让杨猛和黄梅两口很为难，但却是来做好事。——她是来给儿子做大媒的！对方是钱大姐娘家妹妹钱晓玲的女儿名叫郑莹莹。郑莹莹和杨浩还是初中时的同学，黄梅早就认识钱晓玲，确切的说两人还是牌友。

不仅如此，黄梅没有告诉钱大姐的是，自己认识钱晓玲己经整整20多年了，只是钱晓玲根本没有“正眼”看自己罢了。

黄梅有个大姐，她的父母只有她和大姐两个女儿，因为家里没有男孩，所以在姐姐黄英出嫁之后，父母的条件是黄梅必须入赘一个女婿，也就是男方要“倒插门”。

丈夫杨猛家里有五个兄弟，他在家里排行老四，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杨猛的父亲是个乡村医生，杨猛自己也中学毕业到了县城的卫校读过中专。后来跟着父亲一直走乡串户行医。

黄梅和杨猛家住在一个村，庄子离得近。小时候两人又同学过，经人介绍，“一拍即合”两个人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家。杨猛家兄弟多，房子少。就这样杨猛“倒插门”住进了黄梅家，第二年就有了儿子杨浩，这孩子从小就长得虎头虎脑，用老人的话说“有个官相”。

杨猛的父亲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人，背个药箱到处赌博，喝酒。还和村子里的不少妇女不清不楚。一个只有二千多人的村子，也只需要配备三个乡村医生。

原本己经有了两个，那个时候杨猛的父亲只有50来岁，他不同意杨猛再在村里行医，杨猛和黄梅结婚后只好在黄梅家里种地维持生活。

黄梅的爹妈加上杨浩，他们也有了一大家子人。那几年杨猛也是偶尔出去打打零工，一直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两人还种了一大片菜，用脚蹬三轮带到县城里出售，那时候城里的菜市场虽然没有城管，但却有欺行霸市的“老街油子”。杨猛天不亮去城里卖菜的时候，总是遭人歧视。多次被那些“小混混”夺走菜和秤，萝筐也被踩得稀烂。重新买萝筐和秤弄得连本钱都不够。

那一年秋天，两人种了一亩多地的甘蔗，长势喜人。杨猛用手扶拖拉机后面带了一辆马车，装上成梱的甘蔗到县城里去买，黄梅也跟着坐在马车上的甘蔗捆子上。

地上秋风扫落叶，萧萧梧叶送寒声，那年持续连阴雨。那天中午，可恨的是，中午十分天竟下起了冰雹，寒风夹着冰溜子把脸吹得如同刀割。空气中弥漫着寒冷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脸上的皮肤紧绷着，仿佛被抽干水分，嘴唇开始干裂，这种寒冷如同针扎，让人无处可逃。

两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中午集市上都没有什么人了。为了多卖一些甘蔗，杨猛开着手扶拖拉机，黄梅瑟缩一团坐在甘蔗上，准备到那些居民区里面去卖，杨猛手扶拖拉机开到了一排一排房子的旁边——那是些青一色红砖红瓦居民房，一排一排中间用院墙阻隔着，据说这一带是“富人区”，里面住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干部。

房子的紧东边有一户人家开着门，见到他们停下来，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和杨猛年龄差不多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瘦高个儿，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一副宽边眼镜，剪了个寸头。走到他们的拖拉机旁边，边问价钱，边用手抽出五六根甘蔗，比来比去只要了三根。杨猛连忙拿去稻草绳，哆哆嗦嗦把那三根甘蔗捆在一起。用称称了一下，说了价钱。“寸头”并没付账，而是指指自己的家门，意思是回家去拿钱。杨猛也只点头同意。“寸头”拿着三根甘蔗，回了自己家，两人只缩着脑袋，在寒风中等在他家的门口。

不一会儿，“寸头”就走了出来，随他一块儿的还有一个穿着时兴漂亮的羽绒服，烫着披肩长发，脚蹬高筒马靴的很漂亮的少妇。两人一来到杨猛的拖拉机的旁边，“寸头”就气势汹汹的说:“兄弟，刚才你说是多少斤？”杨猛说:“7斤半。”

“那你刚才说是1块钱一斤，那正好就是7块钱，你怎么说是7块5？”女人温言软语，语气却十分急切凶狠。

黄梅连忙打圆场:“可能是刚才那个甘蔗的头，有点叶子，要不你们就给七块好了。”“披肩发”也不说话，只满脸不屑地打量着两个人。伸手拿起杨猛放在车上的秤:“乡下人就是这样小气，惯于缺斤短两，就这几块钱的东西，还乱要价。”黄梅连忙说:“那你们看着给吧，这都快一点了，我们还没吃午饭，请你快点，好不好？”。

“寸头”突然莫名其妙地提高声音吼道:“还要钱吗？我们要把你送到工商局去讲讲理”。杨猛也生气了，大声说:“好，好，那你把我们的甘蔗还给我们，算了，我们不卖了。”

“有那么简单，你说不卖就不卖了？”“披肩发”漂亮的小脸竟然有点儿扭曲:“我们不找你的事就不错了，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他就是工商局的。”“寸头”从老婆手里夺过那个秤，也不说话，扭身回了自己家的院子。

黄梅跟了过去:“大哥，我们的甘蔗给你，你要秤也没啥用，就把秤还给我们，好不好？”

“寸头”也不理人，——这个人好像话不多。只头也不回的径直撩开挂在房门上的皮帘子进了门。黄梅也紧跟后面进房子，里面温暖如春，第一眼看到里面有个索尼彩色电视机正播放武打片，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沙发旁边放了一个火盆，里面的炭火正熊熊燃烧。餐桌上还有吃剩下的火锅和没有收拾的碗筷。屋角里立着他们那三根粗壮的甘蔗。

黄梅看那人没有还秤的意思，立马动手拿起自家的甘蔗，就要出门。“寸头”一把拉住了甘蔗，另一只手把秤狠狠地，从黄梅掀起的门帘处，扔到水泥院子里，秤砣滚的老远，秤杆正好撞到门口的梧桐树，立马断成两截。“寸头”恶狠狠地说:“滚！你们这些乡巴佬”。

黄梅只好松下甘蔗，到了院子里捡到自家的秤砣和断秤，走出了院子。杨猛正在和“披肩发”吵架，女人指手画脚，俨然一个“美丽的泼妇”，在那里指着杨猛骂。期间乡巴佬，乡巴佬地叫个不停。黄梅只想息事宁人，拉着杨猛发动了手扶拖拉机，在“披肩发”的谩骂声中，离开了那个街道。

天阴沉沉的，冻雨越下越大，中间好像还夹杂着落地就化的雪花。黄梅爬上拖拉机，一手里握着那个断成两节的秤，另一只手感受着那个秤砣的冰凉。冰冷的北风无情地割在脸上，此时饥肠辘辘，又冷又饿，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杨猛开着手扶拖拉机，脸朝着前方，黄梅知道他一定也是泪流满面……

杨猛和黄梅种了几年田，虽然也想尽办法——中间种过平菇，养过兔子，养过猪，种过葡萄，承包过鱼塘。但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黄梅的父母亲也跟着遭了不少罪。

这年，杨猛的父亲突发奇想把诊所开到了县城郊区，杨猛便成了村里的乡村医生。在黄梅支持下，杨猛多次前往省城脱产学习考证。

到了儿子杨浩该到县城读初中的时候，两人在县城中学附近买了个套二手房，并且很快租房子也在县城开了一家小诊所。杨猛人勤快，又服务周到热情。能说会道，看病经验丰富，在那条街道上口碑一直很好，生意一直也不错。周边的中老年妇女有事没事总会到杨猛诊所量量血压，聊聊天。黄梅一直笑称，“杨猛像赵本山，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黄梅在家干干家务，到诊所里帮帮忙。杨浩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不溜，但这孩子确实顽皮的很。动不动就会有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家长去挨训是常有的事。

杨浩读到初二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有一个星期了，杨浩一个星期没有桌椅板凳，一直在教室的后面站着上课。杨浩也没有告诉爸妈，只是天天该上学上学，该回家回家。事后想来，这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够大的，十几岁的大男孩，天天站在教室里“颜面何存”啊？说到底这孩“心大”脸皮够厚，能扛事吧。如果放在现在的孩子，还不知要出什么事了。

很快，黄梅在学校见到了杨浩的班主任，黄梅一眼就认出小浩的班主任就是那个“平头”！——他并不是如他老婆钱晓玲说的是工商局的，而是一个初中教师，姓郑，名叫郑一鸣。

那天黄梅匆匆的赶到学校，十几年过去了，郑一鸣还是那个样子，“平头”郑一鸣当然早已经忘了黄梅。但他训斥黄梅的样子，事隔那么多年，也还是“老样子”，还让黄梅记忆犹新。

回到了家，黄梅告诉杨猛孩子在学校的事，又找熟人打听了一下郑一鸣家的情况，才知道儿子的同学的家长，每年不知给班主任送了多少礼。为了儿子不再被“穿小鞋”，两个人豁出去，杨猛买了两件北京二锅头，又买了两条硬中华烟。

因为孩子被叫到学校挨训，相信是所有家长都头疼的事——人不争气，货不争光呀！夫妻两人你推我我推你，终因为两件酒有点重量，两口子达成共识，决定一快去郑一鸣家去走一遭，恐怕多少也有点“相互壮胆”的意思。

晚上经熟人引荐，到了郑一鸣家。当然他早已不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学校的集资楼房里。郑一鸣家住在一排排商品房的五号楼的三楼上。两个人提着东西犹犹豫豫地敲了门，站了半天没有人开门，两个人在楼下就看到有灯光和电视发出的亮光。两人又敲，果然是那个“披肩发”开了门。

这时黄梅早就知道她叫钱晓玲，是县城中医院的护士。夫妻俩都是有来头的人，双方的父母都是县城单位里面的主要领导。夫妻俩算是珠联璧合，人也郎才女貌，工作单位又好。

钱晓玲看到提着东西的两个人，并不吃惊，也不热情，可能也是见怪不怪了。但她还把黄梅夫妻让进了家里。家装修得仍是一如既往的豪华温馨。夫妇俩局促的把东西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未等夫妇俩开口，钱晓玲就说:“一鸣不在家，他在学校里。”

“没事，没事，见不见郑老师都一样，麻烦你告诉郑老师我们是杨浩的家长，我们来……”黄梅说道。

“不用讲这么多，我知道啦。要不你们明天到学校找他。”“披肩发”仍是那么年轻漂亮，并且仍是那样咄咄逼人。

两个人知趣地悻悻而归。

第二天上午，杨猛早早的来到学校办公室，终于找到郑一鸣。

“郑老师，我是杨浩家长，昨天晚上……”杨猛低眉顺眼地嗫嚅道。

郑一鸣头也不抬:“我知道，你先到教室门口等着。”杨猛如蒙大赦，到了儿子教室门口，果然见杨浩站在教室后面，还正和同学说笑，见到爸爸立马噤若寒蝉，低头站在那里。

杨猛很尴尬地站在教室门外，又着急诊所黄梅应付不了，只不停朝办公室门口张望。终于熬到上课铃都响了，郑一鸣才像没看见杨猛一样，抱着书本走进教室。郑一鸣布置了作业，才走到杨猛旁边说道:“杨浩家长，你让杨浩自己去搬一个桌子。”“到哪搬？我去搬。”杨猛说。

“我知道到哪搬呀？你这儿子别的班主任根本不要，学习不行，还影响别人，你没发现他有多动症吗？他不是有劲吗？叫他自己去。”郑一鸣很明显的不耐烦。

杨猛无地自容，当时只想有一个地缝钻进去，只一个劲儿的赔不是，留也不是，走也不是。

郑一鸣这才走出了教室，带着杨猛沿走廊向东走，杨猛跟在后面，郑一鸣也向杨浩招招手，把父子俩领到隔壁教室。从后门指了指一个破旧的课桌椅，杨猛连忙殷勤的搬起那个课桌，杨浩搬了条板凳，父子俩把桌椅放在杨浩一直站的地方。这孩子才得以坐了下来，放下书包掏出书本，还不好意思地，冲着爸爸笑了笑。杨猛如释重负，只匆匆的离开学校回到自家的诊所。

黄梅上午干完家务做完饭，孩子中午不回家吃饭。诊所里她又帮不上什么忙，下午基本上就去打麻将。

在麻将馆黄梅又见到了钱晓玲，一来二去，大家都成了很熟的牌友。黄梅知道钱晓玲和郑一鸣的关系，所以只能对钱晓玲放下芥蒂，也很热情。有时会故意让她一些“筹码”，也是变相“对她行贿”，钱晓玲也对黄梅的豪爽很是感激。聊天的时候，黄梅知道钱晓玲的女儿郑莹莹和小浩同岁，也在她爸爸郑一鸣的班里读初中，和杨浩是同学。

杨浩该读高中的时候，黄梅又在新区新高中旁边买了一套别墅。那一年一家人搬了过去，并在学校对面买了上下两百平米的门面房，把诊所也一并搬了过去。

杨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让人操碎了心。可这孩子却热衷于体育运动，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篮球健将，国家二级运动员，进入高中就进了学校体育队。高考的时候，以艺术类特长生考进了省城的体育学院，大学最后一年实习期，这孩子就投了简历，被深圳一家上市的健身行业的公司录用，二年后提为区经理，三年前在深圳快买了车，买了房，安顿了下来。

黄梅在打麻将时，听见到钱晓玲说她的女儿也考了一个外地大学，现在外边应聘参加了工作。姑娘天容月貌，国色天香，两口子视做掌上明珠。挑来挑去，女孩也二十八岁了，高不成低不就，“女大不中留”，两口子操碎了心。

这时，钱晓玲就委托了自家姐姐“钱大姐”前来家里说媒。钱大姐是劳动保障局的一个退休会计，家住在黄梅门面房的旁边的小区，经常到诊所来看病。

大家都很熟了，杨猛和黄梅两人也很尊重钱大姐。平时钱大姐话里话外就多少有那点意思，两人都以孩子“儿大不由爷”为由搪塞过去。钱大姐平时说话也是快人快语。这次受了妹妹之托，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钱大姐志在必得，几乎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钱大姐直接留下钱晓玲女儿郑莹莹的联系方式，要求两个孩子尽快联系上。随后要钱晓玲的女儿莹莹到深圳去找杨浩——两孩子是同学，小时候就认识，根本用不了那些虚头巴脑的介绍。两个孩都奔三十的人了，最好当年就把婚事办了。

杨猛和黄梅听了面面相觑，不好回绝。虽然儿子动不动就视频聊天，两口还每年春节到深圳去和孩子团聚，但却对孩子感情上的事却一无所知。

当今的孩子主意正的很，根本由不得父母干涉，更不用父母介绍。有时候偶尔提起杨浩的婚事，孩子就很抵触，甚至会生气。杨猛和黄梅也只好不了了，不再过问。

这次钱大姐可给两口子出了个大难题，两口子你推我，我推你，不知如何对孩子开口。告诉孩子吧，怕他生气，不告诉吧又怕钱大姐生气。这样僵持下去大家再见也很尴尬。

黄梅想到杨浩小时候由于老爱淌鼻子，然后自己用手一抹，嘴巴周围皲得像小猪崽，两只小手也又皲又脏，又喜欢跪在地上玩石子，裤裆和膝盖总是破破烂烂。当初自己骑着自行车把杨浩带着，到城里面赶集，提篮里面必然装当娘俩的外套——其实也是出门才穿的最爱的外套，揉的皱巴巴。

如果自己带着孩子，和同样带着孩子的钱晓玲擦肩，不知道钱晓玲该有多少鄙视和不屑。如果那个叫杨浩的男孩要和郑莹莹一块儿玩儿的时候，钱晓玲和郑一鸣肯吗？可如今……

如果自己是一个仍在乡下种甘蔗来城里打工的农民工，郑一鸣和钱晓玲会处心积虑要和自己攀亲家，还愿意把掌上明珠嫁给自己的儿子吗？

肯定不会。请看一看我们这些“乡巴佬”走过的人生路——为了一些在你们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却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和超乎你想像的努力。

我们两代人奋斗了20年，你才愿意和我们成为亲家。

我整整奋斗了20年，才成功和你坐在一起同桌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