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宗法礼教的玩具。先有孔子微言大义著成《春秋》，后有司马迁呕心沥血罄出《史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世间皆以儒道奉为要义，姑且不论其随历史变迁的改变，其内核仍然存在。司马迁生于汉朝，固也会随世俗的转移而同化，编撰史记，成一家之言，既明了自皇帝以来的功过得失，也部分赘述了汉武帝的功德，武帝的功德得以传颂，《史记》的悲剧在于服务了皇帝的虚荣心，放低了自己在当代的地位。而儒道思想中另有一块核心内容流传至今就为“孝”，《史记》结尾绝笔于获麟同《春秋》结尾相同，从最表层来看，也有追缅孔子，致敬儒道之意。读《报任安书》时，适司马谈摆出宗法，屈委的姿态乞求司马迁继承史官之职，即使忤逆本心，即使辱其先祖，也不辱使命。司马迁即使无比伟大也没逃过儒道“三纲五常”的束缚，把儒道思想的作用上升化，其规定成了人格的代名词，最高精神准则。
司马迁是中国文史学的良心。鲁迅盛赞其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其对于材料归纳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积累洋洋大观的历史资料和写作素材，而是进一步辨别书籍记载和遗文古事的可靠性，从而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让人慨叹的是司马迁胸中格局的辽阔长远，全面宏伟，最后也富有对人性的洞察和历练。当时，李陵兵败，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扬扬，司马迁则如实地评价了李陵的功过，同时描绘了衮衮诸公从奉觞上寿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态，指出他们不赴公家之难，专营个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狱，受到宫刑。其时，他家贫不能自赎，平日交游无人援助。这些使他深受肉体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击，也使他一度竭尽全力、忠勤供职的心情付诸东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愤填膺。在极度的痛苦和悲愤中，司马迁曾经想引决自裁，但是，他想到著书尚未成功，不能有始无终，又想到古代人们从事著述所经历的艰辛过程，从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擞精神，坚持写完《史记》，好一个“文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幸运”。从武帝的冷血，私心，到入世做官功利的本质看透了人性，于是坚定了写作的目标，“舒愤懑而晓左右”揭示了进步作者与黑暗政治的矛盾，也是一本谤书，其结尾“绝笔于获麟”巧妙表达出司马迁对于武帝的谴责和黑暗政治的讽刺。
司马迁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古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自主独立于世过，往往还需委曲求全和依附于他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面对壶遂的质疑，犹豫不决忤逆本心所写“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唯求其言得以流传，实在可怜。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到处游说,求得依附人,像冯煖这样的人只想混口饭吃,混辆车坐,再得到一些养家的费用就很满足了。正因时代对文人的不公与读书人本身特有的愤懑之气难舒，才寄愤懑于纸笔，舒“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曲异也”的生命领悟。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听到琵琶女的弦声而“青衫湿”，感叹自己的自身的失意，感伤不幸遭遇。多希望司马迁也能听到这凄切的弦声，即使在他脸上表现出的只是对其不痛不痒的深刻的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