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公出生在清末宣统元年，本姓柴，3岁死了爹，母亲改嫁张姓商贩。因阿维生得乖巧，深得继父喜爱，待他如亲生子，故改姓张，他也很爱这个姓，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幼年生活。
7岁时亲娘病逝，继父续弦，便有了后娘。后娘来自南浦下乡，人高马大，做事粗糙，不怎么待见他。
七岁的孩子没见过小粟年糕，很好奇，不知轻重说了一句：“这是年糕吗？怎么看着像肥皂”
“是肥皂！你不要吃！”后娘吼道。后娘真的不让吃，阿维不敢吃，小小的阿维很想尝尝这小粟做的年糕是啥味道。
大冬天，阿维出麻疹，发着烧，继母叫他跟着到十几里外的南浦娘家去拿菜。南浦后娘家的亲戚看到穿着单裤赤着双脚还发着低烧，冻得瑟瑟发抖的阿维，起了恻隐之心，于心不忍，看不下去对后娘说：“他还在出麻疹没有完全退烧，你这样叫他来，要落下病根怎么办？岂不害了他一生？你要善待小顽啊！”说得后娘脸红一阵白一阵。
晚上，阿维把脸埋进膝盖，喉头哽咽着，抚摸着亲娘临终前给他缝制的薄被，卷起被子的一角，凑近鼻子底下嗅闻着，试度探寻母亲的气息。
江南的冬雨总是缠绵，屋檐滴落的雨水在青石板上凿出深浅不一的凹痕。小小的阿维蜷缩着身体，想念着自己的亲娘……。
三年前那个飘雪的清晨，继父牵着他的小手跨过了这张家门槛，在张家的祠堂里嗑下了三个响头。如今红漆大门还泛着桐油的光，母亲坟头草已齐膝，那点记忆中的温暖也随棺木入了土。
生意难做，家道中落，但继父仁义，还是让阿维读了三年私塾，开了眼。
阿维11岁那年吃过正月饭，继父领着他往外走，边走边叮嘱：在东家家里做学生子，做事要眼头活络，不要偷皮装懒……。阿维默默地记在心里，背着那条母亲留下来的薄被跟着后面走，走进了“东沙出东门，孙家第一份”的孙恒昌鱼厂，去学做生意。
孙家的二先生是位读书人，心地善良。在众多学生意的小顽中，偷眼观察，一眼看到阿维眉清目秀、聪慧好学，做事稳当，格外出挑。便收下了这位11岁的少年，做自己的学生子，教他练习写字和记帐。
每日寅时的梆子敲过三响，阿维就起床生炉子，帮先生烧好茶，蹲在孙家账房外的天井磨墨。孙二先生披着长袍立在廊下，看着那孩子生满冻疮的小手握着半截秃笔，在白石板上一笔一画书写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汁在石板上流淌开来瘦瘦的细长，像极了那天他初见这孩子时的模样。
孙恒昌自有一座码头加二只大捕船，渔汛时节生意繁忙。每日凌晨交易完鱼货的银圆，四个壮汉一箱一箱从码头上抬进屋。阿维从早上开始清点、封包一直干到半夜才息，实才精疲力竭。
先生年纪大睡得早，一觉醒来看见窗棂纸上映射透亮，大声叫喊：“阿维！阿维！天已大亮了，快起床练习写字”酣睡中的阿维被先生叫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的他在石板上，写了洗，洗了写，一遍又一遍。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爱睡觉的年龄，想打瞌睡又不敢，强撑起二只打架的眼皮，不知写了多少遍，鸡才叫，天才蒙蒙亮。事后才知道，那日正是月圆夜，被先生叫起床的那刻是深夜二点钟还不到。
先生说：“今朝侬头皮抓抓脚骨蹬蹬恨我，明朝侬会来谢我咯！”。
“手腕要悬空”先生在后背开口，惊得阿维差点打翻砚台。老账房拾起地上被风吹飞的毛边纸，月光映着纸上游云惊龙的笔锋："这颜鲁公的《多宝塔碑》是你临摹的？”望着满是皱折的纸上，先生心里直赞叹：这一个个字用笔丰厚遒美，腴润沉稳；横细竖粗，对比强烈；结构严谨致密，紧凑规整，平稳匀称的正楷，与颜书神韵相似七八分。
"回先生，是前日整理书箱时捡的废纸”阿维垂着头，孙二先生捻须不语，次日便从樟木箱底翻出本《九成宫醴泉铭》字帖。
少年每日鸡鸣即起练字，在账本堆里摸爬滚打，练就了一手铁画银钩的馆阁体。
五年光阴在算盘珠的噼啪声里流转。腊月廿三祭灶那日，阿维将最后一本账册呈给东家。靛蓝封皮上"民国十五年总账"几个字筋骨峥嵘，先生摸着烫金标题下那行小楷，沉思半晌，忽然将茶盏重重一放："明日开始，你跟着我去几家钱庄对账去。
“我高先生半尺身，
先生高我二昆仑。
昆仑虽高终有顶，
先生恩情高云端。”
三十年后，先生去世的那天，阿维带着女儿去奔丧，那失声痛哭的场景，使女儿终生难忘。
聚泰祥的紫檀柜台前，阿维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上海银行阿大"。那穿洋装戴金丝眼镜的掌柜，正操着宁波口音上海腔同人争辩："阿拉要的是苏绣月华裙料，侬却给我混进杭纺的料子？"转身瞥见孙二先生身后的少年，镜片后的眼睛倏然一亮：好出跳的小顽郎！便问道：“可会打算盘？……”
聚泰祥的掌柜留下了十六岁的阿维。 春去秋来，阿维在绸缎、钱庄练就一身本事。他能闭着眼摸出杭罗与湖缎的差别，听声音辨得出银元的成色，更写得一手令钱庄伙计咋舌的蝇头小楷。
除夕夜打烊时，上海阿大往他手里塞了个红封："后生顽，吃过正月饭，跟我去上海见见世面”。 阿维得到上海来的掌柜格外启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岱山历史上近洋捕劳的“鼎盛时期”的开始，蓬勃的渔业生产，使东沙的各项各业迅速发展。 每年洋生忙市渔讯季节，江浙闽的渔船云集于此，多至万余艘。
东沙做生意的人多，有文化的人少，能写得一手好字的人更稀缺，维先生的笔墨功夫深受东沙人的追捧。大户人家的娶嫁喜帖、对联要请维先生写，平常人家过年迎新的春联也要请维先生写，连父子、兄弟分家析产的分书，商家卖买契约也来求于维先生，只因维先生的字写得好，上得台面，维先生被人称为“东沙的一支笔”。
维先生出息了，恩师孙二先生作媒，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维先生夫妻俩先在桥头开了一家铺子，同心经营百货，价格公道，薄利多销，生意逐年红火，家境渐渐殷实
1933年的《申报》记载：“东沙一隅居民三千，大小店铺四百号，其商业密度实为罕见……”当时面积仅五平方公里的东沙角，已形成了一个以渔业生产为中心，商业经济为主体的海岛集镇，其商业繁荣程度仅次于沈家门。
在这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阿维从聚泰祥的一名跑街伙计成了能独当一面的账房维先生，由帐房先生成了一名店铺小老板，在商贾云集的小镇里闯出了点名堂。
多年的交往，聚泰祥老板上海阿大与维先生结成了忘年之交，他把一座三进院，有落地桶，有厂屋还带一个大晒场的四合院，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转让给了维先生。
屋檐铜铃在夜风里叮咚作响，而立之年的维先生望着修缮一新的屋子，抚摸着屋柱思绪万千：二十多年前柴房漏进的月光，如今化作窗棂上摇曳的树影，温柔地印在熟睡女儿的脸上。
二年前的一场天花瘟疫失去了三岁的二女儿，心还在隐隐作痛。
昔日寒冬里瑟瑟发抖的孤儿，今日终成商界新星。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赚更多的钱，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全国未沦陷区纷纷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东沙在隐蔽组织的领导下，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维先生特意穿上丝质长衫表示：丝绸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国货，长衫是中国人的国装，我们要爱国，用国货，抵制日货。
“还我河山，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维先生呼喊着口号，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
维先生修长的身影在游行队伍里格外醒目，引起了地下组织成员王先生的注意。王先生在保警中队任职，暗地里做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他同维先生交朋友，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抗日救国的思想，邀请维先生参加他们的革命组织。维先生婉言谢绝，他说：“你们如有什么忙需要我帮，我会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参加革命不敢。”维先生自有切肤之痛：幼自痛失双亲，艰难困苦中长大，好不容易挣得如今家业，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重蹈他的苦难覆辙。
1939年5月日本人占临了岱山，打破了维先生的平静美好生活。 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岱山的人民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外来厂商、店商纷纷撤资外逃。东沙的鱼厂从162家一下子降到64家，鱼行、货栈、商店纷纷倒闭，经济萧条，百姓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生活，人的尊严还遭受着日本人的无情残踏。
维先生路过一户人家，看到那家男主人坐在门外台阶上垂泪哭泣。维先生心软，便停住脚步问他为什么哭，男人说：他的老婆刚生完孩子，但家里已经断饮没吃了，感到很无助。他说：“维先生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只有山上还有一块薄田，现在青黄不接也没开播，我想把它卖掉救急。95块银圆卖给你，你行行好，买去吧！”。维先生触景生情，不禁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就给了他一百块银圆，买了这块山地。
东沙角渔港在日军占领后面临剧变，识文断字的维先生成为各方势力的关注焦点。日本人派人前来请维先生帮他们当差做事，并许诺予以一官半职，维先生断然拒绝。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维先生只能请人从中斡旋，才摆平日本人的纠缠。
“决不帮邪恶凶残的外来侵略者做事”这是维先生的底线。
那年聚泰祥出事了，日本人射死了六七个人，老板上海阿大连夜逃离东沙。接连几天聚泰祥内隔夜的冷饭被吃光，地上还留下杂乱的脚印。伙计们没办法，前来恳求维先生帮忙想办法。维先生听了伙计的一翻话明白：有人被困在里面了。急忙赶过去，叫伙计们关上门上，挂上“盘货歇业”的牌子，维先生轻声呼唤：客人出来吧！现在是安全的。果然，在一个大阴沟下爬出来一个满脸污垢的人。维先生沉着冷静，请那个人洗漱干净，吃饱饭，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装扮成店里的伙计，又派人在燕窝山那边预先租了一条小船。在黑夜的掩护下，避开日本人的岗哨，送那人安全离开了东沙。
半年后一天的午后，聚泰祥的伙计又一次来找维先生说：他家的掌柜今天中午刚从上海回来，因一路风尘仆仆便进小屋里洗澡，已经进去三个多小时了，到现在还没出来，请先生过去帮忙看看。维先生急忙赶到聚泰祥，见小屋门窗紧闭，便命人砸开门，见屋内放着一只取暖的煤球炉子，上海阿大一氧化碳中毒，已无回天之术……。
盐税自春秋以来一直占政府税收的大头。1941年4月国民政府，废除厫商，实行盐由政府专卖制度。严格控销后，江苏那边食盐告急，朋友联系维先生帮忙运盐。维先生利用自己鱼厂的名义，申领《渔盐盐引》向盐民购得食用海盐。雇艘渔船，舱下装盐，舱上满满覆盖一件件大黄鱼鲞，伪装成贩卖鱼鲞的货船。
深夜二三点涨潮时分，船开出东沙角，咸腥的海风迎面扑来，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正好越过货船的蓬顶，维先生与死神擦肩而过。
船一路开开停停兜圈，终于挨到天黑之际到达吴淞口，将进长江航道，海关瞭望塔的探照灯扫过水面，将船舷照得惨白。舱里装了盐，重载的船吃水比平常深了许多，溅起的浪花又大又密，舱板墩上面整整齐齐码着一人高的黄鱼鲞。
维先生忐忑不安，昨天发给报关行林先生的电报不知道收到否？
"报关单"日本兵皮靴上的马刺在跳板上叮当作响。维先生摸出怀里的硬壳本子，油墨印刷的"大东亚共荣"字样在月光下反着青光。
哨兵的手指在货单上划拉，刺刀尖有意无意地东戳戳西戳戳，戳着鱼鲞堆。
"太君，新鲜晒的。"维先生掀起最上层的鱼鲞，日本兵狐疑的眼神扫过船舱，忽然抽出佩刀往鱼堆里捅去。维先生的后槽牙咬得发酸，听着刀尖戳过鲞篰，戳到船板的声音嘎嘎作响。
随着电报机的蜂鸣响起，江海关放行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船身随着江水的流动轻轻晃动，滑出探照灯的光圈。维先生吊在嗓子眼上的心落下一半，心里想着过年时一定要重谢这位在报关行工作的林姓岱西老乡。
船过崇明岛时下起细雨，维先生摸黑钻进船舱。舱内的盐袋上凝着水珠，潮湿的麻袋布透着咸涩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昨夜离家时，妻子把晒干的艾叶塞进他衣襟，说能避水鬼。八岁的女儿一手拉着他的衣角，一手抱着《呐喊》插图本不肯撒手，书页间还夹着去年捡到的樱花标本。
江阴码头的接货人披着蓑衣等候多时，卸货时铁皮桶碰撞的闷响惊起芦苇荡里的夜鹭。
维先生数着到手的银圆，吊了二夜一天的心，终于放进肚子里，心情格外舒畅，绕道上海回家。
经过汉口路时，仁济医院夜门诊的灯光还亮着。湿透的千层底布鞋踩在租界的柏油路上悄无声息。霞飞路转角书店的橱窗里，《彷徨》新版本和《申报月刊》并排陈列，玻璃上倒映出两个巡捕的制服铜扣。
维先生感概：第一次来上海时，自己还是一个楞青小伙。第一次在上海购买的书刋是《呐喊》和《申报》，也是在这个书店，原来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维先生的妻子担心地对维先生说：“这种拚性命的生意，我们不要做了”。维先生淡淡地说：“朋友需要帮忙，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
通过精妙的伪装和海关内线的帮忙，维先生终于开辟一条海上运盐通道。
维先生有知识有能力有威望，逐渐赢得镇上人们的敬重，被人尊称为“维公”。
维公与王先生做了多年的朋友，终究还是经不住他多次热忱邀请，以查帐为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没过多久，地下党组织遭到反动派的破坏，维公幸运逃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内陆已解放。溃退到舟山的国民党对海面严加封锁，内陆来的粮食等商品绝迹，所有食、用商品都从台湾运入。
当时岛内物价飞涨，国民党滥印发的金圆券、银圆券日日更换，纸币日日贬值。
东沙有条商船专走台湾航线，很多开店商家习惯请船东带货。维公生意场上的朋友向维公借了20两金子，那朋友托船家到台湾带黄鳝粉丝准备赚一票，怎料风云变幻，随着国民党的撤退，此商船再也没有归航。
当时东沙不知道有多少商家因此家底掏空，维公多年的积攒也因此化为乌有。
国军准备撤退前夕，驻守的一个国军军官多次邀请维公跟他们一起走。维公舍不得家里的妻儿婉言谢绝。
他深有体会地说：父亲是梁，母亲是墙。梁断了可以换，墙倒了，家就散了。
新中国成立后，维公成了政府事业单位里的一名秘书，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奔波，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憧憬新的美好、平静生活从此开始。
当政府筹建东沙中学时，由于迟迟找不到地基，学生们只能在寺院里上课，维公得知情况后，毅然把自己当年买下的那块地捐赠给了东沙中学。
1957年维公被错划成全国五十五万分之一，遣送到镇上的蔬菜队进行思想改造，成了一名菜农。
他是一位读书人，多年的操劳身心疲惫，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在病入膏肓之际，维公的女儿说：“爹爹，您的字写得那么好，能不能写下来，以后留给我们儿女作个纪念”。维公颔首答应，女儿在床上用小凳子搁起门板，铺上洒金纸。
维公强撑起病躯化尽全身力气，写下了遒劲有力、大气磅礴的颜体草书，洒金纸上书写的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洒银纸上写下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965年5月维公溘然长逝。
几年后，维公的女儿在镇上的新华书店里碰到曾在大岭墩报恩寺从事地下工作的姜立纲先生，姜先生怀着感激的心情对她说“你爹爹在过去帮了我们许多忙！”……
注：20~30年代中期，岱山每年光生产大黄鱼鲞有三、四万件(每件鲞60公斤)，若值一百多万元(银元)。
史料记载：“区区小岛有此富源，岂不伟哉，此项渔业为吾国之富源，尤渐民之生汁”。
抗日战争前夕全省鱼厂500余家，岱山占303家，其中东沙162家，衢山120家，余为高亭长涂等地，总桶口达12125吨，年产咸干品6000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