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末民初的学林，没有罗振玉，自然也就没有王国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身后声名，罗振玉却远不及王国维。
原因之一，是王国维有文采，治词曲时日虽短，在该领域却有突破性贡献。而文学较易动世俗之观听，不比罗氏所从事的文献辑存、器物考释、文字训诂均为枯淡事业，故其影响面较罗为广。这个道理就像钱钟书若只写《管锥编》《谈艺录》而没有《围城》等小说散文，其名声就绝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一样。
原因之二，是王国维尝究心于西洋哲学，此在近世喜欢谈中西文化交流之时代气氛中，自然特受重视。相较之下，罗振玉就只有传统小学、金石学、文献学集大成的意义。虽然他面对了很多新材料，如敦煌卷子、流沙坠简、甲骨刻辞，但方法与观点只是略有由小学金石学过渡到现代器物学的意味，与现代考古学仍不一样。此类人物，在现代，正好是要被埋翳或遗忘的。
以上为大背景，以下两个原因则是直接的个人因素。
一是罗王晚年交恶，恰好王国维又投水自尽。死者备受矜怜，活著的人便要受到猜疑，因此才有罗逼债害死王国维之说。连王氏卒后罗氏替他经理丧事，出钱出力，还向溥仪请封谥号等举动，也都遭人疑其别有用心。牵连所及，乃竟有罗长期利用王国维，著作皆王作而购署已名等说法，由否定人格，进而否定其学术。
二是罗振玉嗣后又随溥仪入东北，供职于伪满，所谓大节有亏，其人与其学遂乏人称道矣。
王国维投水，非罗振玉逼债之故；罗氏《殷墟书契考释》亦非王国维作而署罗名，皆历经学界考谳无疑，今日已可不必再议。唯罗氏卖国一节，则尚不能无说。
罗振玉之忠君，世无异辞，且都以为他太执著于君臣之义，遂忘了民族大义，也就是夷夏之辨。因此在满汉问题上，他固执地效忠于满清朝廷而不能认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国；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他企图假力于日本，以谋满清之复辟，竟不免用夷变夏，徒令伪满成为日本之傀儡和工具。前者尚可恕，当时遗老多如此，后者则大为失计，不免为民族之罪人。
但谈罗之忠君，即不能不知罗也是爱国的。这个「国」，一方面固然指政权，即大清帝国；一方面也指超越政权的国家实体，例如相对于日本而说中国、中华时，这个中国，虽政权已归属他不认同之中华民国，可是仍是他所认知的中国。而这个国家之荣枯，亦正是他所关心、他所爱的。
02
光绪廿四年戊戍他致其父函曾谓：「前上海四明公所事，宁人罢市，儿目睹西人欺凌华人，官绅不能保民，因建创办商团民团之议，意欲四民皆兵，以救孱弱。已作一说帖，遍呈当道」。他早年办农学会、研究教育问题，都跟这一函所表现的心情一样，是感到西人欺凌华人，华人不能自保，而想方设法要让中国富强的。爱国之情，十分明显。
继而，他的努力方向渐渐转移到收辑、保存古物文献上，可是动机仍与此一心理有关。
宣统元年己酉，他有信给汪康年，谓：「兹有一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弟与同人醵资料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伯希和到敦煌收购卷子，其情况一如日本人到国内收购古董图籍，当时宾主皆不以为盗。故伯希和由敦煌到北京，还举行了展览。当时国人既不知这批东西的价值，对于古物如此大量流入外邦也没感觉，罗振玉却是第一个有此认识与感觉的人，可恨可喜可悲云云，痛乎言之。
他首先想到的，仍跟前举致其父那一函一样，都是先「与当道言之」，希望藉由国家行政体系的力量来尽力补救。但这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无效的。政府于此，酣默迂缓，迄乏行动。以致他不得不靠自己私人的努力，设法挽回于万一。
例如以私人关系，说动了伯希和，把带去法国的藏品全部照像寄给他；他再影印出版，以飨国人，令已出国门之文物仍能仿佛存留于故土。此即《鸣沙石室佚书》。后来印德国人所得西陲古壁画，为《高昌壁画菁华》；印斯坦因所得汉晋古简，并与王国维合作考释，为《流沙坠简》，皆如此。花自己的气力与金钱，替国家保存文物，此非爱国而何？
他与王国维函札中，亦屡述此意。如民国六年丁巳七月初三，读王氏〈卜辞所见殷先王先公考〉后，函誉王氏「今年撰述成绩甚佳」，然后说：「昨有青岛日本三原洋行主人持湖南博士介绍书来，并挟簠斋所藏十钟至。则此物已归东瀛矣！惟彼亦仓促不得受主，其意望弟之俞扬，可笑也。尚赖彼邦富人无学识，否则我邦古器尽矣！」
为什么在谈甲骨文字考释工作时忽然插入这一大段呢？
湖南博士即内藤湖南，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之代表人。曾九次来我国访问，收罗我国文献极多，他自题藏书处〈恭仁山庄四宝诗〉便有：「购将宋刊兼唐写，高揭楣匾汉学居」之句。他介绍来找罗振玉的三原洋行主人，显然也是日本在华蒐购古物的掮客，希望能得罗之美言，以便将古器物脱手。罗振玉对此的反应是：「可笑也」。为什么？因罗虽颇与日本汉学家来往，与之关系极为密切，但心境逈别。此等心境在旁人面前不会露出来，尤其是面对日本人时，唯能对王国维说之。
因罗振玉此时与王国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抢救文物。能买者买回，不能买者抄录影印回来。民国九年庚申六月廿九日他与王氏函谓：「近日写定古器之流出海外者，为《海外吉金录》，得二百四器，大抵海东为多」，即指此等事。对于古器流入日本人手裡，方心痛之不暇，岂有闲情再为彼俞扬饰售？此所以云可笑也。
对内藤湖南介绍来的商人如此不帮忙，岂不有损他与湖南的交谊？这又要知他跟日本学界交往周旋的实况了。他虽居日本甚久，但对日本并不认同，不但觉得「彼邦富人无学识」，就是学界，他也不以为然。
如民国七年丁巳十二月十二日与王国维函，劝王赶快著手写清朝学术史，因为：「使今日我辈不为之，异日恐将如日本之作我国文学史者，无一道著语矣。…．若行箧书卷不足，即稍简亦无妨。此不朽之业，亦我辈不能辞之职分也。」
这样的信，表明了两种意涵，一是对日本学界之所谓中国学，评价不高。他虽极善于与日本汉学家应酬，但心底是不看重的，故同年七月廿三日与王氏函又谓：「长井曾寄书来，以其诗稿至。以艰深文浅陋，其诞妄当与东京说古文者一辈人，故始终未作答」。二是虽然自己瞧不起日本学界，但人家收辑文献、整理研究都比我们勤快，我们倘若自己不赶紧动手，那就只好听人家的。与王国维函，劝其作学术史即是此意。
事实上，他一直自觉地在跟日本人做学术竞争。如甲骨，早期他只觉得「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所以只刊印《铁云藏龟》而未做考论。后来因见日人林泰辅《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一文，才引发他别撰《殷商贞卜文字考》，开始考文证史。他鼓励王国维作清朝学术史，也是要与日本人竞争的，有勿令他人著我先鞭之意。王国维既逝之后，他只好自己动手，于民国十九年庚午著《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一卷，可见此念耿耿，并不是随口跟王国维说说而已。
日本人不断从我国搜罗古籍器物以去，他也就不断甄录回来。《海外吉金录》《海外贞珉录》之外，尚编有《海东古籍丛残》六种。此外，《永丰乡人杂著续编》中收有《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记，是据内藤湖南所赠上野氏神田氏藏古写残卷影本等辑校的；《日本古写本史记夏殷秦本纪校记》亦依内藤湖南藏本等校成（此稿今佚）。足证罗氏于此用力甚勤，而内藤则为其关系十分密切之友人。
但罗对内藤并不钦服，也不推心置腹。他觉得内藤有军方之背景，治中国学，内情并不单纯；其本人对中国之态度，他也不能苟同。故民国六年丁巳九月初七日与王国维函云：「湖南昨夕启行，得意之至。然弟逆料，此行不过多见我邦耆宿数人，得古书数卷而归，政治调查，必无结果。然我耆宿果能为之开导，令彼渐觉悟平日所怀之背谬，亦大佳」。九月廿日与王国维函又云：「内藤湖南想已到沪，闻至潍县陈氏看铜器。此君古雅如此，恐此行结果，不出弟所料。但望我诸老能灌输以新知识，变易其思想，未始无益。因彼邦元老及当道颇信其言论也。」民国八年己未五月十五日则更在与王氏信中大批湖南：「湖南有文刊报纸上，斥中国已亡国。不知中国之亡，亡于辛之无君，不在今日之排日货也。继中国而亡者为谁？此辈亦可谓不能自见其睫者矣。」此信口吻，殊不经见，想是湖南说中国已亡一语刺伤了他。
湖南来中国调查或访书的纪录，我曾见过的有一九一○年《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考察报告》、一九一二年《奉天访书谈》《奉天访书日记》、一九○三年《宁波杭州访书》、一九○五年《奉天宫殿调查》等。一九○三年和一九一○年那两次都是因「见著我的中国老朋友罗振玉」，听他说起敦煌经卷和江南藏书状况，才决定到中国来调查的。其调查背后则常「得到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会社的强力援助」。像在奉天，即由军方出面，强行价购了黄寺所藏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并在故宫内偷拍了满文老档。
罗振玉未必深知这些所谓“调查”的实况，但他能觉察到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并不单纯，对其政治方面之成果也不看好。这两位「老朋友」之间当面输心背面笑、虚与委蛇的状况，最能显示出当时中日两国微妙的关系，以及在其中文化人的处境。
罗在函札中把对内藤湖南、对日本学界的种种心情与想法，毫不保留地向王国维表襮，除了因他们那时交谊最密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这种复杂曲折的心情。这种文化境遇感，乃是他们两人得以扭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两人在《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各方面的合作，皆与此一心境有直接关系。
03
这种心境，当然也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民国六年五月十九日，罗与王氏书云：「观连日报纸，……乃闻有託东邻作调人之说，引虎自卫，以后事事受人干涉，甚或南北从此遂成两截。分裂之祸，不成于袁世凯时代，而顾成于今日，岂不可痛哭流涕长太息乎！乙老诸人，依赖已成根性。往者以弟为偏，乃以不狂为狂，弟逆料其必致今日之事也。天乎人乎！」这是指张勋复辟的事。
复辟时，遗老中本有一派是主张借日本之力的。所以前三天，罗闻复辟军兴，以为大事已成时曾有信给王国维说：「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议，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执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针益惑。」对于终能不借力日本而复辟表示欣慰，然而又深忧沉子培等朝中大老仍有倚赖日本的想法。
不数日，段期瑞通电反对张勋，果然朝中便有「託东邻作调人之说」了。罗振玉于是又写了这封信，表达他对「引虎自卫」这种办法的反对。
又过了几天，到五月廿二日，知张勋将败，罗寄信给王国维说：「日来消息日恶。调停之说，其效果不堕入泥犂不止，可哀也。黄楼末著，不知究如何。私意早定入蒙之策，异日犹可为也。黄楼去后，必至群枭相食，大局不至瓦解冰裂不已，公等恐亦不遑暇处矣」。黄楼即指张勋。
此信一方面担心张勋败后局面糜烂不可收拾，一方面仍反对日本介入。再则希望透过王国维发挥影响力，鼓吹溥仪转进蒙古，以为周旋之地。入蒙古而不走回东北老家，正因东北乃日本势力范围，罗振玉自始是反对仰仗日本人力量「复国」的。
不止反对靠日本人力量复辟，他对所有想依靠日本人的想法都反对。故同年十一月六日，与王国维信言：「今日阅报，知北方向东邻借兵费二百万元，实行南伐主义，闻报商某已磋商债事。报又记前段之马场军费，系借三菱百万元，乃得举兵。然则大树外交，仍段不改，而此邦宗旨，亦仍旧不移，双方皆可谓天下之至愚矣。东邻之买怨无穷期，将来之结果，可以想见，而日日言善邻，可谓掩耳自欺。然我土我民，将糜烂不堪，奈何奈何！」
看这信，就知罗的政治头脑十分清楚，在遗老一辈人中实为异数。比如沉子培，罗对他也十分尊重，觉得是真读书种子，可是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就不一致。因此罗在遗老圈中颇感孤孓，此类看法，只能对王国维倾诉。
而若细究罗与沉乙庵等人想法不同之故，便可发现这不仅是复辟的策略问题，更是对国家的态度使然。复辟而欲借兵于日本，跟反复辟而借饷于日本三菱财团其实是一样的。考虑的，一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二是那个目的，又只关系于自己的政权或利益。
因此就前者说，根本无暇去思考手段是否合乎正义，借兵借粮于日本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日本又何以乐于借兵借粮给你去打天下？如此打来的天下，将来还会不会是你的……等问题。就后者说，亦未考虑到个人或我方这个团体的利益之外，还有国家整体利益需要维护。
正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个别集团利益之上，罗振玉才会不断反对引虎自卫，担心中国会因此分裂，或竟会遭日本吞并。
这就是我说的，罗振玉的爱国观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国」，一指满清政权，一是指中国这个国家。他虽效忠清廷，但内心仍很清楚政权不等于国家。这种现代的国家观，当时遗老固多欠缺，军阀也颇懵然（就是现在，大部分人还是一样搞不清楚，常把爱国和爱当今政权混为一谈)，故日本可于其中上下左右之。
04
罗振玉对日本的作为，自然也极不满，七年五月廿七日与王国维信云：「昨日藤田先生忽来，言其政府外务省令渠至粤办一日报。……剑公言，彼政府此报以中日实际亲善为目的。其实不过为彼机关报。弟将彼国之失中国人心之处，如去年五月破坏我已成之局，及彼国之对我种种侵削欺侮，山东兵事之蹂躏不法，明告以我国感情至劣。以个人私交言尚无他，若以感情论，弟与同志，皆排日党也。又历陈彼国外交，至今皆教人自杀主意，于我为助乱，于彼为自屠，并非能损人利己。剑公唯唯。若彼到沪，必访公，公亦如弟言语之可也。此君甚得彼外务省信用也」。这段话，对日本对华政策之批评，可谓深著明切；以王国维为同志，也极为明显。
罗氏向藤田所提之劝告，正准备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当然不可能听得进去，因此六月十二日罗振玉就知道日本将要出兵了，给王国维信说：「日来此间出兵之计已决。报纸披露，仅七千人，然实际或十倍或十馀倍于此。……彼国种祸，唯恐不深，哀哉！弟谓此次之战，将来结束，德即败矣，联合国之败亦与德等，或害且过之。因美国别有目的，非爱联合国者也。至海东，若与美争东俄利益，则美将移征欧之军与日竞烈，日不支矣（弟意德胜祸尚远，联军与美军胜则祸近，日与美此后不两立也。故海东近来举动，愈走入绝地，所略胜于我者，尚有内田、小村一二辈尚知痛痒耳。然何济于事？古人有言：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将于海东见之矣！）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民国三年德国就向俄法宣战，英国也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了，可是到民国六年美国才参战，日本也随即参战。这个战争，一般都认为是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对抗，罗振玉却不然，他看得更深。知道日本出兵，只是为了掠夺德俄在华利益，而且战后必将形成美国与日本竞争的局面，最终会导致日本灭亡。
这个论断，直指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形势。且恰如其所分析，日本果然一步步走向绝路。这不能不说他对世局有清楚的判断、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故能洞烛机先。
试比较一下当日舆论，便知此类见解殆如麟角星凤。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巴黎和会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后，才惊觉日本的野心，才有五四运动之爆发。
换言之，基于罗振玉的国家观，他不赞成引虎自卫，借日本人的力量复辟；基于他对世局的分析、对日本情况的了解，他又觉得日本必败。因此后来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伪满，依理，他是断然不会参加也不赞成的。
05
在这方面，他与郑孝胥截然不同。郑本在上海肥遁，参与溥仪朝事甚晚。民国十二年七月中，罗才知道郑北上，与王函曰：「康成来都，殆海藏耶？此颇突兀。其过津不留，尤可异。此老所见，与吾辈颇殊，良可注意也！」他已敏感地察觉到郑氏北来对溥仪朝局会有大影响了。
郑孝胥是溥仪政治生涯后期作用最大的人，与罗本旧交。今存罗氏家书，宣统三年罗在天津，还有一信给弟弟罗振常说：「海藏骤患胃痛，幸得救治，闻之甚念，见时为我致意」，可见交谊匪浅。
唯此等交谊，大抵与他跟日本学者交往相似，只是人情世道上的来往，心境思想上走不到一块去，故与王国维书提醒王注意此公行止，因郑之见解与「吾辈」颇异。这种话，不跟自己弟弟讲而跟王国维讲，正可见两人真是思想、心理、政治立场上的同道。
郑孝胥到溥仪处后，果然就提议让溥仪出洋游历，此举一在打开困处北京天津之局面，二欲邀结外国同情之势力，三亦可令溥仪开拓视野。郑自以为得计，罗则甚不以为然，九月廿五日与王国维信曰：「海藏近又将周游旧说重提，且有鸠合同志报效游资之说。虽未必尽做到，然此等徒乱人意，匪徒无益之事，出之鼎鼎盛名者，终恐害事，不知是何心肝，真可浩叹！」
郑是纵横家。他在清末，官并不大，名声亦不甚显，但辛亥以后，杜门养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大名士。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于民国十年来华访问时，到上海只拜访了两位文化人，一是革命的章太炎，一就是遗老郑孝胥，对郑的「隐居」生活，芥川且深致企慕。可见郑善于经营自己之一斑。
芥川《中国游记》并记载郑当时即表示：中国只要仍用共和政体，就仍不可避免混乱。但要恢复王政，摆脱乱局，只能等英雄出现。这样的英雄少之又少，「他必须同时处在具有错综复杂利害的国际环境中」（二○○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上海游记．十三）。
芥川乃文人，没听懂他的话，以为郑是说英雄既如此难找，则等待英雄出现无异于等待奇迹。殊不知此语正是自道怀抱，意思是说我就是这个英雄，足堪挥戈返日。而英雄的本领是什么呢？即是善于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纵横捭阖，以取侥幸。此即郑之素志也。故一旦入都，即以溥仪出国周游为说。
然而，让溥仪出洋，自以为可藉国际情势纵横取利，实不过把一块肉放到虎狼堆里去罢了，能成甚事？此所以罗振玉斥其无肺肝也。
王国维也不赞成郑孝胥。民国十三年甲子，三月廿七日罗与王书载：「连日闻小女言：自郑入政府，公每夜失眠。以告素相，素相掀髯曰：静安能如此，我亦与有荣焉」。素相指升允，皆与罗王不满于郑者，他们都希望郑做不下去。罗女嫁王国维子，故知王每为此烦恼，罗则于稍前正月廿五日有函给王，说：「海藏闻近无动作，绍欲辞职，海藏留之，此事闻之日磾。或海藏尚待新命，然后放手耶？若就此知难，则大善矣。」日磾为金梁。依信，可见郑的想法在朝中颇有阻力，罗王也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
到四月十九，罗又有信予王，谓：「太邱之文，诒仲本欲託公上达，弟告诒仲以公受嫉已深，故由渠入都託太真。此次外间再三进言者，似乎蛇足，然至尊于此，知关休戚者，正不乏人，倚郑之念，自然稍解，非无补也。……南海妄人，亦有书致庄，请代奏万不可出洋，其言颇切。郑之荒唐，更远在对山之上」。南海妄人、对山都指康有为。罗素轻视康，此次康也反对溥仪出洋，乃破例引为同道，且认为朝廷外部人士之建言对王国维他们在朝廷内部斗争有利。因王国维显然已因反对郑孝胥而「受嫉已深」，不太方便讲话了。
这次政争的结果，看来是罗王这一方胜了，郑离开了政府。罗有信给王说：「大约就此下场，郑亦恐从此不振。掀然大波，如此结果，亦不幸之幸也！」
可是，罗振玉没想到，他们庆幸得太早了。郑虽离开了政府，却并未南返，仍留在北京，徐图后举。后来也果然奉废帝入东北，就日本傀儡之局，成立了伪满洲国，任总理，纵横捭阖以自喜。
相对于郑孝胥之积极，罗王却都不是热衷于政治的人。在上次政争后，罗王都没有趁此更在政界施展手脚的企图，反而有争斗过后的疲惫感。罗在六月初八给王的信上就表明了：「弟现甚不欲多事，向义之心，日益淡薄，行且作自了汉矣！」六月廿九日又有信说：「弟无入都之事。森玉及袁君以柬来，请初二午饮，息侯劝即来都。然甚不愿为此行，因以水灾谢之。……日来于世事消极……乙庵尚书以前谓渠家先世无年过七十者，弟家亦然，解脱之期，想必非远，饰巾待尽，不自今日始矣！」不但不肯乘机入都，更有厌世之意，足徵心绪至劣。
谁知不旋踵，罗竟因陈宝琛之荐，被溥仪任命为懋勤殿行走。命既下，罗岂能辞？乃因此入都，进入政局（见八月一日与王函）。这是命运使然。
而罗在朝中也不快乐，因为政争依然，政事日非。即使溥仪被逐，避居天津，小圈子里依然斗成一团。他常感到：「小人之为恶，真无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藏，不欲更与闻一事矣」（十四年二月廿八），常想退出政局，专心从事学业：「弟今年六十，各事须结束。现拟专力此事，以前满腔热望，至此不得不冰销，公当笑为钝根也」（十四年七月廿九）。也就是说他虽早年不无复辟之想，所谓向义之心，满腔热望，但在实际参与政治后却越来越绝望，也越来越没兴趣了。
这期间，他唯一可以剖释心事者，只有王国维一人；因他对朝中其他人都是不满的。十五年阳曆二月有信给王说：「别后维著作日益，至念。外间风潮日恶，不知胡底，此间乃沉沉如熟睡，可叹也」。三个月后，即向溥仪请假，准备南行散心。估计他正打算离开这乌七八糟的政局，仍如从前一样，与王国维一齐析疑论学，优游卒岁。
谁知又不旋踵，两人竟在这时为了女儿丧夫前后家事的处理而大起争执，王国维随后又自沉于昆明湖。罗丧失了退而可论学之友，经历王的丧事又感到颇荷皇恩，一时间自然也更不能离开，遂在那个沉沉如熟睡的朝局中继续浮沉下去。
06
据董作宾〈罗雪堂先生传略〉云：「民国廿二年，伪满僭号，先生随入伪都，拜参议底参议。上疏辞之。溥仪允其请，而留先生于左右，以备咨询。未几被任为临时赈务督办。丁丑，先生以年届七十有二，请淮辞官。……庚辰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积劳成疾、瘁然不起，溥仪闻之震悼，特諡恭敬，并赏银治丧」，似乎罗氏晚年特膺溥仪知遇，其实恰好相反。
罗对溥仪是有感情的，那是他心目中「故国」的象徵，也是他忠君信念凭托之对象，故徘徊瞻止，不忍遽去。可是对于凭恃日本人力量而建立的伪满洲国，正如前文所分析，他从理智上是不可能认同的。「忠君」与「爱国」，平时讲起来好像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但在道德实践中，这两种道德却是常会起矛盾、相冲突的。他随入伪都，但任命他做参议却又请辞，即表现了他这时矛盾的心情。后来终于辞官，大约也仍出于此一心理。何况此时伪满之政，操于郑孝胥，罗又与郑不合，事实上也无事可做。
溥仪对罗却不如董先生说得那么有情义。在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谈到罗，口气甚为不屑，不但说他是书估之子，还说王国维「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
罗氏书香世家，本非书商；王氏早年著作亦未以罗氏名义梓行，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溥仪为何会有此印象？
早在王国维自沉时，罗振玉曾代作了一通王国维遗摺上奏，希望能邀圣眷，有益于王的封谥，那时溥仪就已看出来遗摺是假的了。那时明知是假，而仍装著配合演戏，心中对罗自然不会有太多好感。当年朝中斗争倾轧既如此厉害，亦必有人以此谣言中伤罗氏，溥仪才会如此相信王果然是罗逼死的、王早年的著作也都被罗冒名了。
造这些谣的人，未必就是郑孝胥，但郑对罗的态度必然影响著溥仪。因此纵使溥仪早年可能还不讨厌罗，晚年写自传时至少是已看不起罗了。
但是溥仪可能一直不能体会郑孝胥才是把他害惨了的人。罗振玉在南书房行走时并没有太多机会向溥仪细陈他反对引虎自卫的主张，否则溥仪若早具此识见，末路也不会如此凄黯了。
其实，借日本之力复国，郑本人又何尝不知它是错的呢：？他有诗云：「子房虽助汉，其志专报秦」，但「灭秦复破楚，韩后终难安」。可见请兵东邻，本非善举，郑固知之矣。无奈欲成功名，终铸大错，其心与其迹，实与罗不同。
07
综合以上所述，首应知道罗振玉是爱国的。早岁致力农学及教育问题，议创民团商团，都本于爱国图强之心。中年以后，以保存、抢救、传布文物为职志，也均本于爱国一念，且在这方面做了旷古所无的贡献。
其次应注意罗氏在文化学术上与外国人存在著竞争关系，而尤其是和日本学界有著若友实敌的状态。对中土文物流入日本、中国历史须由日本人来解释，他均心存痛心。
再则，我们可发现：罗氏在学术文化上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政治上。对日本之侵侮我国，深表不满；对某些人意图假借日本人之力量来护卫自己的利益，亦不予赞同。对日本之逐渐走上穷兵黩武的路子，则断言其必败。
以上这些爱国的心情及表现，王国维都与之同调，二人也是长期为此合作共事的同道。不仅在传古方面，两人合作无间；在政治上两人也是并肩奋斗的。在遗老中，他们最亲近的，是沉子培乙庵，可是复辟一役，罗王便与乙庵等主张借东邻以为调停者异趋。复辟失败之后，郑孝胥入都，主张溥仪放洋，二君也反对。继而王国维淡出政府，进入清华教书；溥仪遭逐，寄居天津；罗亦以日陷于斗争中为无聊，准备退出。不幸王遽自沉，罗则依违浮泛于溥仪左右，进则与世俗不谐，退又已无老友可以助学，终于流靡无所归，形成了人生的一页悲剧。爱国的人，竟陷于引虎自卫，自己所不能认同的境地中，这也可说是时世弄人吧！
我常想：当时王国维若不死，二君纵不能再联手使溥仪不入日方牢笼，亦当退老林泉，析疑论难如曩昔。这样的假设，自然无从验证，但从罗振玉给王国维的函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二人在这深沉幽微的心境上实有鍼芥之契，王之猝死，对罗氏心理上打击之大，实是难以估量的。像他那样忠君的人，立刻就假造了遗摺，想藉王国维之口去诤劝溥仪，并请溥仪赐谥，这般甘于「欺君」，正显示了在他心目中王国维更要重于皇帝。陈寅恪解释王之死是文化讬命，也才能立刻获得了他的认同。因为寄望于王国维好好做学问，以昌明中国学术为己任，乃是他本来就屡屡向王说过的。
本文不是翻案文章，大家说罗振玉是汉奸，我就偏说他爱国。而是由爱国的这个角度和线索来看罗振玉，乃至罗王关系。讨论他们的观念与作为，也观察那个时代像他们那样的文化人的心境问题。
这是过去谈罗振玉所忽略的角度。他不像王国维，学界论王，多在王的心声隐曲、生命形态上做文章；论罗，则基本上是仅述其「迹」而不能探其「心」的。因此谈来谈去，辄觉不真切、亦不深刻。本文的分析，希望能对关注近代思潮者有些帮助。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