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浙江省海宁州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在他四岁时，母亲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受到其父的影响，开启了他的读书生涯。王国维的父亲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精通茶漆肆等，做贸易之余，王乃誉还精通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学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其擅长书法、著作颇丰。可以看出，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而他从小也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就读，师从潘紫贵及陈寿田先生，接受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开始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开始入州学，同年赴杭州应府试未被录取。1893年，又赴杭州应科试不第，1894年再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开始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国外政书。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中任塾师，而他不甘于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在父亲帮助下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入上海《时务报》馆。同年二月，入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同年戊戍变法爆发，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感叹“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在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由东京返国抵沪，返家养病。

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至1906年期间，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

在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晏殊的《蝶恋花》），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王国维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我们今天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诠释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王国维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合的，这也是他的经典之处。读懂了这三重境界，或许就更能明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读懂了这三重境界，或许就更能明白奋斗的意义和成功的奥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日本侨居四年。此期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等。他与罗振玉一家是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并协助罗振玉整理了大云书库藏书，并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1923年春，当时溥仪的“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担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但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以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劝阻而未果。“南书房行走”的工作也由此结束。

　　1925年，胡适、顾颉刚等人因崇仰王国维的学问，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的职务，而是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此时他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在颐和园鱼藻轩的昆明湖投湖自尽，在他五十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8月14日葬于清华园。清华大学后设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