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后来成为历代正史中记述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说直白一点就是奉公守法、勤政为民的好官。在元杂剧乃至民间，又有“清官”、“青天大老爷”等称谓。
自清光绪七年（1881）起，先后两任资州直隶州知州的高培谷，由于政绩卓著深受百姓拥戴，被四川总督丁宝桢称为“循吏第一”。清末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在《清故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府君墓志铭》写道：“乃躬自帅厉，事事精办，兴学劝农，邑以大治。郡守李君以告督部丁文诚公，称循吏第一”。
高培谷，字怡楼，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附贡，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其祖父高廷瑶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解元，从大挑选授庐州通判开始，先后选授安徽庐州通判，调凤阳通判，升凤阳同知、平乐知府，调广东肇庆、广州府，署肇罗道。高廷瑶判案公正，平反了不少冤案，政声颇著，吏畏民怀，被誉为“嘉、道间循吏冠。”道光七年（1827年），高廷瑶辞官返里迁居贵阳城，并逐步发展为官僚兼地主的大家族，跻身贵阳三大家族之列。高家名下土地无数，家底殷实，贵阳人称之为“高家的谷子”。高廷瑶乐善好施，常开仓放粮，有“高大善人”的好名声。
高培谷父亲高以庄是高廷瑶第四子，曾任四川云阳、合江等县知县，政绩优异。知书达理、通晓是非的家族家风，使高培谷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20岁入县学，本以为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学走上科举仕途，却适逢贵州东南部苗民武装起义，乡试暂停。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水灾、旱灾不断，加之边疆动乱，太平军、捻军等起事，清廷财政空虚，于是开启捐例准许捐官。加上军功、荫袭、保举等各种名目，当时社会上“官多如鲫”。同治三年（1864），朝廷又规定多纳者可得更优的班次，还可以通过加捐由自己选择分发任职的省份。高培谷于是采取捐纳方式捐官，并由自己选择分发到四川任知县。
同治八年（1869），高培谷补任绵州直隶州梓潼县知县，但不久就因父丧丁忧去职。同治十二年（1873），高培谷复任顺庆府西充县知县。他聘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署中担任记室的贵阳同乡刘藻为总纂，至光绪元年(1875)纂辑成已失修一百五十余年的《西充县志》。光绪三年（1877），高培谷调任绵州直隶州绵竹县知县，时遇县内饥荒，他“捐谷散之”，并修筑城南石桥方便行旅。此后，高培谷又到邛州大邑县、重庆府巴县任职，均有良好的政绩。
光绪七年（1881），高培谷补任资州直隶州知州。其前任孙元超“习于钻营，有坏风气”，光绪六年（1880），经丁宝桢参奏，“著以府经历县丞降补，以示惩儆记注。”
高培谷在资州大兴书院，竭力发展教育，培养优秀人才，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光绪八年（1882），高培谷亲自主持资州州试，并延请成都尊经书院高材生杨锐（“戊戍六君子”之一）、范溶（四川华阳进士）、胡研荪、邹元辩等来资襄办。这一年，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十七岁，应童子试，文如宿构，得房师杨锐、范溶、胡延、邹履和推荐，州牧高培谷拔置榜首”。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很多资料错误的认为，骆成骧是十四岁参加州试的。要知道，骆成骧生于同治四年（1865），其十四岁是光绪五年（1879）年，当时高培谷还在大邑、巴县任职，缘何会主持资州的考试。
光绪八年七月，高培谷忽然接到皇帝圣旨，有人参奏他“前随其父高以庄在云阳县任内，向邑人强贷捐纳知县。未及一年，勒捐十余万金，民怨沸腾，联名上控。嗣在重庆强抽猪厘，屠户罢市。夤缘保升，以酷济贪，久为民害。”皇帝责命丁宝桢确切查明，据实呈奏，不得隐瞒。
这个御状涉及两件事。第一件是“前随其父高以庄在云阳县任内，向邑人强贷捐纳知县。未及一年，勒捐十余万金”。当时捐知县，最多白银五千两，还可以打六折。以高家的殷实家底，筹措这点资金应该不成问题，何况是强迫老百姓捐款达十多万两，显得匪夷所思。
第二件是高培谷任巴县知县时“嗣在重庆强抽猪厘，屠户罢市”。其缘由是，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奏请抽收肉厘以资常费”，在同治二年（1863）140文的基础上加收20文。高培谷认真执行总督的命令，结果闹得屠户罢市，惹了众怒。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也不得不承认：“饬各属抽收肉厘，现甫筹办，尚无成效”。幸好丁宝桢对高培谷比较了解，其据实上奏，帮助高培谷化解了这次告御状危机。
光绪八年仲秋，高培谷在重龙山“西昌山斗”牌坊右边的崖壁上，题写了“古北岩”三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光绪九年（1883），高培谷以资州官署宝砚斋刊印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四卷，其子文和公廷玉《澄怀园语》四卷。
光绪十年（1884），高培谷和州学正南溪人包汝谐（字弼臣）商议，主动拿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绅士捐款，将原来的栖云书院扩建为艺风书院。他重金礼聘蜀中名儒宋育仁（全国学界精英，富顺人）、吴之英（蜀中名儒，名山人）、蒲莹、吕冀文（曾为邹容老师，成都人）、杨锐、范溶、廖平（四川思想家，井研人）等人到艺风书院主讲，并添筹书院膏火费。骆成骧也就学于艺风书院，得到宋育仁等名师指点。随后骆成骧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受业于清末著名儒学大师王壬秋，为其高中状元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培谷为艺风书院购买经史子集18257卷，宋育仁为此作《艺风书院藏书记》。资州所属各县的青年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每岁生徒以数百计，资属文风以此丕变。”高培谷还将学生优秀文章汇集成《资州校士录》，“著作特出者皆各选刊”。刻印西南大儒郑珍的《巢经巢遗文》，供学子参考学习。同时汇编生徒考课之作《艺风书院课艺》，包括八股文、试帖诗、经史词章等内容。高培谷、宋育仁等分别为《艺风书院课艺》作序。吴之英作《植兴艺风书院碑序》。
高培谷不仅重文，也提倡习武，他在州署后院修筑射圃，作为训练武童生，考试步箭弓刀之地，名曰“序园”，并撰写了一篇《序园记》。科举停后，序园为官吏游息之所。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认为，高培谷“兴学之功至今犹称道弗衰。”其来任之前，“资文化素朴陋时，艺外鲜所窥及”。兴学尤其是扩建艺风书院后，“于时文风甲川南。”“其有寒畯而学行优者，特宾礼署中为之延誉，故一时掇巍科跻显仕者，多出其门。”从光绪十五年到二十一年，资州有五人连登科甲，甚至包括文状元（骆成骧，光绪二十一年）、武榜眼（徐海波，光绪十五年），成为传颂全川的佳话。另外三人分别是，文进士郭灿，武进士徐安平、唐迪光。
光绪十二年（1886），高培谷调署泸州，又被人“以蜚语上闻，撤任听察”告了。朝廷调查的结果仍然是诬告，“及察之诬也，命回任”，于是高培谷又回到资州任职。
光绪十三年（1887），为昭示高培谷为资州做出的贡献，资州所属地区的老百姓自发集资在州城北门外两路口修建了一座高大的德政牌坊。牌坊横跨资州盘石县旧址古街中央，座西向东，青石质地，重檐歇山式，三门四柱三滴水，宽6.6米，柱径0.3米，通高7.5米，占地面积8平方米，建筑面积3平方米。牌坊正背两面顶端正中均刊刻竖写的“德政”两字。正面横额镌“治亚龚黄”四字，将高培谷类比汉代力行教化的地方官龚遂、黄霸。牌坊背面镌“道洽政治”四字，意思是治国之道正确了，政治就能治理得好。横额上、下方石梁各刊一行小字，上行是“光绪十三年丁亥冬各州士民恭立”，下行为“公颂贵筑高培谷怡楼大公祖之坊”。资州学正包汝谐、举人邱正达、华阳人罗缃分别在牌坊上题词，此坊至今犹存。包汝谐写了两幅对联，其中一幅是：“四属颂神君，资中旧有王褒笔；重来增治谱，益部新镌史弼碑”。
高培谷在资州既大力兴学，又勤政爱民，劝民耕作，兴修水利，励精图治。他为官清廉，抑豪强，恤民困，积公赈贫，以仁养民。在任期间，增办育婴堂，创立牛痘局、医局，购买洋水龙等消防设施，使百姓安居乐业。又将平均征收津贴改为按贫富差别征收。积社谷三万余石，钱五万余缗。“百废俱兴，循声大起”，深受百姓拥戴。
光绪十八年（1892），高培谷将重龙山永庆寺内建于宋代的重檐八角两层亭楼扩建为园，并撰文《来鹤园记》。
光绪二十年（1894），在高培谷的倡捐下，州内众绅士合力为艺风书院添建上、下斋舍，“起三月，讫六月，费凡二千有奇。”光绪二十三年（1897），蒲莹再次来到艺风书院，并作《艺风书院增修斋舍记》。
光绪二十年，“治资最久，循声尤著”的高培谷，“以严直为御史钟德祥所诬劾夺职”（《贵州通志》）。《光绪朝实录》对此记载为，二月，“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培谷、泸州直隶州知州李玉宣、宜宾县知县国璋，既据查明尚无别项劣迹，即著该督随时察看。如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毋稍迁就。”七月，“又谕，前据御史钟德祥奏，四川资州知州高培谷浮收钱粮，勒取规费各节。当经谕令裕德等确切查办。兹据查明覆奏，高培谷虽无浮收勒取等情事，惟于苏敬廷赌案，辗转至七月之久，株连至三十余人之多，不无扰累。高培谷著交部议处。”
“无浮收勒取等情事”是朝廷彻查的结果，更加显示了高培谷的为官清廉。而办理苏敬廷赌案本来是严惩赌徒，结果朝廷认为是“扰累”，将高培谷“著交部议处”。部议的结果是夺职罢官。
此时，高培谷的弟弟高培兰正任湖北应城县知县，高培谷便去了湖北。光绪二十二年（1896），高培谷卒于应城，享年六十，后归葬于贵阳市永乐乡干井村龙山洼高家祖坟。
民国二年（1913），为纪念高培谷的功绩，状元骆成骧联合资州士绅将艺风书院上斋改建为高公祠，并附祀尹知州（尹寿衡，湖南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任资州知州）。骆成骧代资州百姓为高培谷建专祠写呈文：“窃惟前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培谷，励精图治，教养兼施。下车之始，首创艺风书院，提倡经史、政治、性理、文章之学”，“朴塞之风，为之丕变”，倘若“各县知事，尽得如高前牧者，何政不举，何教不兴，民何患不安，士何忧不勉，贤才何虑不众多，国家多惮不强盛？”还特地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南皮再倡文翁教，署学唯公早知音。万卷图书候在泮，十年教训士如林。独魁殿试同州试，孤负师心等帝心。再疏朝廷怀旧德，专祠列传慰讴吟”。
民国三年（1914），高培谷在民国政府设立的清史馆留名，“资州绅耆骆成骧等呈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呈请，奉大总统令宣付清史馆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