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着电话，木头似的立着。窗外天还是那片天，云还是那几朵云，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空气突然变得很稀，吸不进肺里。嘴里干干的，应了一个“好”字，声音陌生得不像自己的。放下电话，我看见桌上有一个空烟盒，瘪瘪的，是我们上次过年抽剩的那个牌子。阳光斜斜地照在上面，灰尘在光里慢慢地浮。
我们好像一辈子都在学着告别，却没学会怎么接受告别。
毕业后的日子，像被风卷着的沙，簌簌地向前跑，顾不得回头。联系是淡了，一年到头，手指在通讯录上滑过他的名字许多次，终究没按下去。总觉得日子还长，总觉得过年总能见着。他在我心里，还是那个卷起校服袖子，蹲在操场边啃花生壳的少年。他走向社会早，身上那股子拧着的、不服输的劲，我总觉着比我活得结实。
于是过年，就成了我俩的仪式。不必约，不必喊。年三十的午后，或是初几的傍晚，总能在我家后头那条废弃的铁轨边，或是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寻见他。他从皱巴巴的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带壳的炒花生，壳上还沾着灰白的盐粒；我去小卖部，递上几张一块的纸币，换回两瓶玻璃瓶的“可乐”——那气儿总是太足，一开盖，泡沫就急吼吼地涌出来，弄湿一手。
没有凳子，就找块平整的石头，或者一截倒下的枯树。坐下来，先是长长地吁一口气，像终于卸下了一整年看不见的担子。然后，他递过来一支烟，我也递过去一支。烟是便宜的，呛人，但点着了，那一点红光在昏暗的天色里，就显得特别暖和。话是不多的。他说，“今年还行，就是累。”我说，“都这样。”他说儿子皮，上房揭瓦；我说闺女娇气，爱哭。说完，各自吐出一口烟雾，看着它们缠在一起，分不清你的我的，慢慢地升高，变淡，最后散在清冷的空气里，无影无踪。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就那么并排坐着，看远处人家的炊烟笔直地升起来，看归巢的麻雀黑压压地掠过麦田，看天色一分一分地暗下去，由蟹壳青变成鸦羽黑。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花生壳在脚边聚成一小堆。那两三个钟头，时间仿佛是停滞的，粘稠的。世界在外面喧闹着，唯独我们这里，是一块被遗忘的孤岛，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陪伴不用声音，它在那一明一灭的烟火里，在剥花生时细微的“咔吧”声里。
后来，像所有人一样，我们结婚，生子。生活的网骤然收紧，勒出深深的印子。过年匆匆打个照面，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年礼，嘴里应付着亲戚的盘问。远远地望见，点个头，笑一笑，那铁轨边，槐树下的两三个钟头，竟成了奢侈。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大概就要这样，慢慢地、体面地淡出彼此的生活，像那缕终究要散去的青烟。
直到孩子也上了学，身上的担子似乎松了道缝儿。有一年过年，我竟又在老地方看见了他。还是那件旧棉袄，手里攥着一把花生。我俩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没说什么，坐下来，点烟。一切又回来了，沉默还是那种沉默，默契还是那种默契，好像中间那些忙碌空白的年岁，从未存在过。我们小心地守着这失而复得的宁静，像守着一簇微弱但珍贵的火苗。我以为这火苗能一直燃下去，燃到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就坐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沉默地抽完最后一支烟。
电话是他儿子打来的，声音里带着极力压制的颤抖和哽咽，那是强行要自己像个大人一样的努力。他说，“叔叔，我爸……走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是他儿子稚嫩的脸，重叠着当年他蹲在操场边的样子。他连高中都没念完，在社会里扑腾了半辈子，该有多难。可这些难，他在那两三个小时的沉默里，从未吐露过一个字。他只是递烟，只是看着远处。
大后天。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日子。我该去的。去送送那沉默的伙伴，送送那两三个小时的孤岛时光，送送那个一把花生、一瓶可乐就能心满意足的年代。
暮色完全笼罩下来了。我捏起桌上那只空烟盒，很轻，几乎没有重量。我把它拉开，里面还有最后一张银色的锡纸，微微反着光，像一片小小的、冰冷的湖。我把它一点一点抚平，折好，放进了抽屉的最深处。仿佛将一整个沉默的青春，也一并轻轻合上了。我知道，以后过年，不会再有人，在那个地方等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