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回首那段婚姻岁月，恍如深陷泥沼。
我以一己之力艰难承载着全家四口的重负，所谓家人——婆婆曹氏与丈夫阿彪，却如冷酷的操线者，将我视为提线木偶，无休止地榨取我的价值与自由。
阿彪有两句话时常挂在嘴边，第一句是，我妈当家做主了一辈子，这个家的一切我妈说了算。第二句是，我情愿牺牲我女儿，也要让我女儿留在老家陪我妈。
早在女儿5岁时，我已忍不可忍，坚决要离婚，带着女儿逃离只知索取我、消耗我的那对母子。
可女儿哭得很伤心，她对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和收入，足以保障我和女儿过上安稳、自在的生活，我们完全无需承受那对母子的控制与打压。
可女儿的哭求，让我在纠结中挣扎数天，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忍辱负重。
当一个人承受到极限、隐忍到极限，不是身体出问题，就会心理出问题。
2019年6月，我还在深圳工作。一次和留守老家的女儿视频时，才说了没几句，突然看到她头部血流如注，眼神涣散，眼睛缓缓闭上。
那一幕让我内心极度不安，彻夜难眠。第二天再次视频时，同样的画面竟又一次出现——她头部涌血，双眼紧闭。我心理防线瞬间崩塌，失控地对着手机尖叫：“沛沛危险！她出车祸了！快救救她！”
一向在我身边躺平的阿彪，竟猛地跳起来，目眦欲裂地怒骂我恶毒，说我诅咒他女儿！他拿皮鞋、皮带，把我往死里打，我大声呼救，可没人营救。
那时我们住在出租屋里，同层及楼上楼下都有人住。我无法打电话向外求救——手机被他没收了。
我除了脸，身上全是漩紫全是伤。我深感自己迟早要被他打死。有两三次深更半夜，我想打开门冲出去活命。可每次蹑手蹑脚，手才碰到门把手，就被他抓回头，又遭一顿胖揍。
我班是上不成了，辞职后，阿彪带我回乡下老家。看女儿好好的，可我还是担心女儿会出车祸，不敢让女儿去上学。
为此，曹阿婆也说我诅咒孩子，趁孩子上学不在家，我只要念叨沛沛危险，她就抽我嘴巴子，用拳头擂打我，阿彪更是对我疯狂家暴。
除了皮鞋底、皮带，他还找来宽一寸左右的厚竹片，将我的两个手掌和两个脚掌轮流抓住猛抽，我痛得死去活来。我的右脚从此落下了终生后遗症，就算夏天，也是冰凉麻木的。
可每次女儿放学回来，他们却告诉孩子，说我不但说疯话，还自己打自己，让十岁的孩子给我擦黄道液，消散身上的淤青淤紫。女儿心里什么都清楚，她默默给我擦着药，哽咽着问，妈妈，好痛吧？
尽管被他们母子百般摧残，我却仍因恐惧而不断哭喊：“我女儿有危险！”他们听烦听厌了，强行将我送去精神病院。
在那里，我吃着难以下咽的水煮菜，听着发病者的鬼哭狼嚎，看到护士们把打架斗殴者捆绑起来并用脚踹……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煎熬。
每天，我悄悄将排队领的药片含在舌根，当着医护人员的面，佯装喝水吞下。
某一天，我听到楼下传来吵闹声、哭啼声。当天一“病友”告诉我，她家人探视时对她说，住三楼一个30多岁的女人因吃药过量死亡，家属找院方要求赔偿。
那段日子，漫长如深渊，可怖如梦魇。我唯一的慰藉，便是寻找那些眼中尚有微光的“病友”。我们靠倾听彼此的遭遇来互相辨认，确认自己还活着。
一个月后，我逐渐心静如水，不再恐惧女儿的安危，不再惶惶不可终日。
我无数次恳求早上八点半到大厅问诊的医生，请他们帮忙通知阿彪，将我接出去。
直到2019年10月15日，我在精神病院整整待了100天，才重见天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