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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是文化的力量所在，文章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篇文章能产生多大春风化雨的作用？“由这篇文章，我拥有了无数山西朋友。平遥民众为了保护我在文章中记述的城内遗迹， 在古城外面兴建市民新区，作为搬迁点。市民新区竟命名为‘秋雨新城’，真让我汗颜。”这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美学家、史学家、探险家余秋雨给自己的散文《抱愧山西》写下的篇后注。
平遥古城目前已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这里，余秋雨的《抱愧山西》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抱愧山西》着实深深地感化了我，我坚信该文对平遥古城的保护和开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抱愧山西》是余秋雨的代表作——“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中的一篇。余秋雨的大名和他的《文化苦旅》，我早有所闻，但之前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不高，因而没有找一本《文化苦旅》看的愿望。一次从图书馆顺手借了本余秋雨的《北大授课》，一翻阅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余秋雨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的真知灼见、高屋建瓴及他对中华文化的拳拳热爱，震憾了我，一本书读下来，我对听余秋雨授课的北大学生已羡慕无比。找一段好时间，找一本《文化苦旅》静静地拜读，是我掩书《北大授课》即定下的心愿。
我终于翻开了《文化苦旅》，《都江堰》、《道士塔》……，每一篇都是清澈甘泉沁人心扉，都是波澜壮阔掀人心浪，大历史观、大是非观、大民族情怀、大人文视野，大大开了我的眼界，读罢《抱愧山西》，化入我胸中的文思，已需要溢出了。
余秋雨为什么“抱愧山西”？是因为以他的广见博识，竟不知道“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于是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于是他有了一次山西之行。一阵史料研究，一趟实地考查，他得出结论，山西之富在于“晋商文化”。沿着“晋商文化”思考，他看到了山西富裕的源泉，也窥见了晋商败落的根源，还从更大的文化范畴，挖掘出对晋商的惭愧。
“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的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表面看，把“自然条件不好”和“财富的中心”连接起来的是“经商的洪流”，但为什么别的贫瘠地区没有出现“经商的洪流”、没有成为“财富的中心”，因为那些地方的人们或“你争我夺，蝇营狗苟”，或“自甘潦倒，忍饥挨饿”，或“埋首终身，聊以糊口”，或“破门入户，抢掠造反”，穷山恶水出刁民、出懦民、出小民，出逆来顺受之民，罪不在自然环境，在民风，在文化的行为层面。反观山西那几个县的民众，“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多数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提供了一些另类思考。”“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走西口”就是“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就是冲破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序列，就是走出自己的社会定位序列：“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于是，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独特地域文化——晋商文化。晋商文化体现在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上，不仅有“坦然从商”，还有“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
余秋雨用详细的史料、生动的故事，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晋商文化的特质、山西商人的人格特征。但只讲晋商的光鲜一面还不足以透彻晋商文化，余秋雨又用三个“黄鉴晖先生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辛酸故事”，用晋商众多失败者的凄楚悲怆，从背后强有力地支撑起晋商文化，使其更加丰腴饱满。有了对晋商文化正反两面的透视，那首当时当地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
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走那大路的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
给人们的已不再是小恋人离别时凄凄楚楚、缠缠绵绵，而是晋商文化义无反顾的坚毅、直面苦难的厚重。
至此，余秋雨并未收手，而是将他的解剖刀刺向了更深处——文化的劣根性。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晋商）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还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在我看来，这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余秋雨用“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外祖父’”、“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手法卑劣庸俗并波及孙辈的内斗内耗，以及名扬四海的“乔家大院”内家庭情感在家业庞大后破裂，这两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展示出晋商文化中的劣根性。
余秋雨没有将思索局限于晋商文化本身，他有更宏大的视野、更深刻的思考。“一两家铺号的兴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而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余秋雨在点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是晋商整体败落的首要原因后，尖刻地指出：社会改革家们用“剥夺富裕”来“带领民众摆脱贫困”，将“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这样一来，社会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无处靠岸的孤舟，时时可能陷入沼泽，甚至沉没。”这不再仅仅是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革家们错误思想的批判，而极具现实意义，在告诫当今的人们不要再步入“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的极左革命文化的歧途。
作为文化人，余秋雨当然没有忘记文化人的历史责任，他批评一些文化人“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在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他痛惜：“他们（晋商）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几乎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
余秋雨要为“山西商人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向山西说一声“惭愧”。
晋商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读罢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对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兴盛是多么重要！
《抱愧山西》语言平易近人而寓意深刻，叙事繁多而主旨突出，思想高深、格局博大而极具趣味性、可读性，真不愧大家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