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富有时代精神，站在时代思想前列的哲人，其所创立的学说必然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而任何在历史上产生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的卓越学者，其学说也必然展示着时代的精神本质，往往成为化导时代精神的学术主流。
三国时期的一代英才王弼，正是这样一位非凡的哲学大师。他的治《易》成果在中国易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是他独具创造性的思想精华之闪光所在。
王弼（226—249），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或许因遗传与家学的交相作用，他少年时即聪慧异常，十余岁便喜好《老子》，通辨能言。当时的著名学者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常引为座上客，赞叹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王弼以精通玄理闻名于世，对《周易》研治尤深。正始十年（249）秋，染疾身亡，年仅二十四岁。
令人惊叹的是，这位仅度过二十四个春秋的青年学者，却奇迹般地留下了《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多种著作，在中国易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无怪乎《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对其有“天才卓出”之评。
王弼的易学，是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并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牵动着历代学者的学术心弦。
中国易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王弼以玄理解《易》为宗旨的《周易》学说的崛起。
这位年轻的杰出易家所创之说，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开辟了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影响了中国此后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魏晋风度，玄学称尚，士大夫者流，言必述《易》、《老》、《庄》，行必追清虚自然。王弼生活于魏正始间，正是清玄之风大畅之时，而以自然高拔的玄学造诣特出于众多名士之上。
这从当世名宿何晏与王弼交往的记载中，可以得到颇为生动的印证。《世说新语·文学》云：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面对举坐清谈之客，“未弱冠”的王弼居然将何晏自命为“胜理”的精论质难得群士哑口无言而“以为屈”；更有甚者，他又能自设难自答辩，“自为客主数番”，把何晏的“胜理”反复论说得精微透彻，“皆一坐所不及”。
由此足见王弼的思辨能力之超群绝伦。《世说新语·文学》又有两处关于何、王注《老子》的类似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这两处记载大致类同，而情节可以互补。前者记何晏以孔子之语称许王弼，后者描述何晏对王弼之说“诺诺”连声，叹服不已。其结局皆言何晏读到王弼所著《老子注》后，乃放弃己注，改作《道德论》。可见何晏对这位“后生”学养之心服口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至于王弼在易学上超越前人、独步千古的非凡建树，更是提取了时代精神之本质，充分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精华，以玄学阐释《易》理，援老、庄理论以融合于儒学，创立了一套富有生命力的面貌一新而义理深邃的易学体系。
就其最突出的角度观之，王弼易学的精粹之处在于它的不朽的时代精神与永恒的历史意义。为了更明确地论述这一问题，本章拟从王弼易学的世界观、行为论、思辨性、影响度等四方面试为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