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天在江阴顾山老街上，看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让我想起了我母亲曾经也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陪伴了她好多年。
母亲早年没有收音机，那时家家户户条件苦，村上只有一只大喇叭，悬挂在村头的老树上，每当秋收的时候，都要播放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小队亩产达多少斤，来激励农民取得高产。
母亲是下放工人，又体弱多病，每年青草发母亲的病也会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母亲好想有一台收音机，生病时听听苏州评弹和地方戏曲。苦于我家每年年终是透支户，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有条件买收音机。
母亲只能偷偷去城里做小生意，那时绝对不允许做的。有时连自留地上的蔬菜也不允许拿出去卖，路口有人守着。母亲从农民手里买了鸡蛋和菜油，走街穿巷从工人手里换粮票，再卖给进城打工的农民。回来时带一点米。
大约九十年代粮票不用了，母亲也年纪大了，结束了去城里做小生意。闲不住的母亲，听说镇上有人家发拆纱头的活，便去领了纱头回来在家里拆纱头。
我没事的时候，也帮母亲拆纱头，母亲说:“要是有台收音机听听，解厌气。”想想这么多年，母亲自己辛辛苦苦不舍得吃不舍得用，她盼我书包翻身，供我读这多年书。我竟然想不到为母亲买一台收音机，真是实在不应该啊！
